彭德怀，到我乡，

　　打开豪绅大谷仓。

　　穷人吃饱闹革命，

　　红军吃饱打胜仗。

　　这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谣，几十年来一直在江西修水老区人民心中传唱。歌为心声，这首歌是修水几十万老区人民对彭德怀元帅平江起义后率领红五军转战修水等湘鄂赣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丰功伟绩的深切缅怀。重唱这首歌，人们不禁又回想起彭老总横刀跃马率师征战的英武雄姿；唱着这首歌，人们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战火纷飞血与火的峥嵘岁月。

　　挥师东进，首克修城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率部举行平江起义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如坐针毡，急忙调集重兵“围剿”红五军。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与敌苦战一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五军受挫，为保存实力，彭德怀遂决定挥师东进，向修水方向转移。

　　红五军东进修水的主要目的是：力争在最短的时期内，建立以修水为中心的三省边界武装割据的局面。打通湘东、湘鄂边与湘赣根据地的联系，根据湖南省委“要红军避免与敌之主力部队作战，并派一部向萍安与朱、毛联络……”的指示，造成整个罗霄山脉的武装割据局面。

　　红五军向修水发展的有利条件很多，一是修水地处湘鄂赣三省要冲，境内崇山峻岭、地形复杂，便于部队迂回游击，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二是修水广大贫苦工农民众长期生活在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当局的层层压迫和高租重利、苛捐杂税的剥削之下，饥寒交迫，迫切要求革命，同时，此时中共修水县委已在全县发展了3个区委、16个党支部，党员人数有200左右，并建立了赤卫队武装，有一定的革命基础；三是修水县城当时仅有国民党驻军一个营和修武铜靖卫大队共计约一千人，敌弱我强便于部队迅速推进；四是修水和湖南平江两县党组织早有来往，互相支持。1927年4月修水西尹农民暴动获胜，平江龙门、浆市等地的党员张勉之等率领农会成员前来助威祝贺。1928年3月，平江县委发动农民扑城，中共修水县委负责人甘特吾、樊策安等人在靖林、台庄组织了200多人的赤卫队前往支援，修平两县党组织的频繁往来，为开创修平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平江起义的消息传到修水后，修水县委立即召集紧急会议，作出了发动群众、组织赤卫队，时刻准备配合红五军行动的决定，并委派王铁猛等前往龙门、长寿街一带接应红五军。

　　8月4日，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在修平边界的朱溪厂与修水县委取得联系，通过甘特吾、吴凯旋、樊策安等人详细地了解了修水县城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共同商议了攻打修城的作战计划，修水县委负责人当即分头到仁乡、西乡等地去调集赤卫队配合红五军攻打修城。同时县委还指示陈秋光以烟酒局文书的身份，在县城发动手工业工人为内应。8月6日，在王铁猛、樊万祥的引导下，万余武装农民配合红五军从朱溪出发向县城奔袭。在马坳，彭德怀下达了攻城的作战命令，全军人马分三路合攻修城。一路由李灿带领，由擂鼓岭猛攻西门；一路由黄公略指挥，经西茗坑占领凤凰山制高点；一路由彭德怀、滕代远亲自率领直攻修城南门。三路人马以篝火为号。黄昏，各路队伍进入阵地，修城内国民党驻军一个营和修武铜靖卫大队毫无警觉。突然一道火光升空，枪声四起，杀声震天。国民党县长章九成和靖卫大队大队长吴抚夷慌忙纠集国民党驻军一个营负隅顽抗。这时，占领凤凰山制高点攻击北门的我军战士居高临下向敌营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趁敌人慌乱之际，陈秋光带领十几名共产党员和县城手工业工人以夜色为掩护，悄悄迂回至西门，摸掉敌哨兵打开城门，红五军战士和暴动农民从西、南两地冲入城内。此役全歼敌一个正规营和修武铜靖卫大队计500余人，俘敌数百人，缴枪数百支。县城攻克后，立即打开监狱，救出了郑波平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红五军攻克修城后，协助修水县委加强了修水的党组织建设，成立了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店员工人陈畴九任县苏主席，这是平江起义后红五军建立的第二个县苏维埃政权，同时又是修水建立的首个县苏维埃政府。滕代远1929年1月12日向湖南省委报告中说：“自红（五）军退出修水县城后……可说修水的西北两方完全有了组织，如白沙桥、墨田、杨坊、朱溪厂、渣津、马坳、东（渡）港、上下衫、台庄、靖林、黄荆坑一带周围三百多里，完全为赤色势力的割据”，“这个当中修水的西乡在苏维埃领导下的农民已有六、七万了”。

　　审时度势，台庄整编

　　红五军首克修城，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他们立即调集力量组织湘鄂赣“三省会剿”。江西国民党政府派了20个团和2个宪兵营协同湖南国民党第二十三师朱耀华旅、第六师黄钟团、独立第五师第二训练处陈光中部第四、五、六团及第三十五军教导师驻浏阳徐营和第五独立师第三团一、二营，分别从武宁、万载等方向共同“围剿”红五军。同时湖北方面也有国民党兵力从通城方向堵截红五军，国民党在通城、修水、铜鼓、平江等方面分别派驻重兵，实行层层包围，形成铁桶一般，妄图一举消灭红五军。

　　为保存有生力量，1928年8月14日，红五军主动撤离修水县城，返回平江东乡，到达黄金洞一带。此时，部队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要求“红五军避免与敌主力部队作战，并向浏阳、万载边境发展，相机南下，与红四军会合”。8月底，部队从平江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推进。国民党迅速调集陶广、王东原、朱耀华等部联合作战，前堵后追，红五军边打边走，沿着修铜边界“盘旋游击”。部队行至万载大桥时，遭敌朱耀华部伏击，损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实力，红五军折回修铜一带休整。

　　红五军在避开强敌的同时，在“迂回游击”中相机歼敌，在修水境内先后消灭了渣津、台庄、朱溪厂一带的敌人。9月底，红五军将山口、漫江等地的反动靖卫队全部消灭，并在渣津桂花桥头全歼国民党一个宪兵营，歼敌宪兵营长一名，队长二名，缴获步枪百余支。10月上中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转战修水台庄。

　　台庄，是修水西南边陲与湖南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周围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这种地理上的优势，使它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平（江）修（水）铜（鼓）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有“小南京”的美称。

　　1928年10月29日，彭德怀、滕代远抓住红五军盘旋游击后难得的休整机会，在修水台庄大弯屋召开了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四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联席会议，会议正式恢复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确定滕代远、彭德怀、李宗白、邱训民、王首道等5人为特委常委，滕代远任特委书记。

　　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平江起义以来的工作，提出反对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是当前党组织的一项紧迫任务。会议强调，边区各县在党的领导下，应切实加快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实施苏维埃政纲，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赤色革命武装，扩大和保卫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从平、浏、修、铜各县抽调一批干部和赤卫队编入红五军，以加强红五军的工农成分，壮大红军力量。会上“边特工作的方针，亦有相当的布置”，会议还指定了各县工作的中心区域，“如边特应以平修铜三县毗连的台庄为中心”等。

　　台庄会议将红五军与平浏修铜赤卫队合编为红五军10个大队和一个军直大队，并将10个大队分兵两半，由彭德怀、滕代远、李灿等率领5个大队，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相机南下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其余5个大队由黄公略带领，留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斗争。

　　台庄会议是红五军平江起义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恢复重建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确定了各县党的活动中心工作区和工作任务，对平江起义后的红五军适时地进行了整编，克服了部队中存在的“左”倾盲动错误，密切了红五军和群众的联系，正如滕代远在1929年1月12日向湖南省委报告中所说：“如红军受伤的官兵，都送在工农同志家里休养，视同自己兄弟有过之而无不及。”

　　驰骋湘鄂赣，再克修水城

　　1929年春，湘鄂赣边区的修、铜、浏、万（载）等县的地主武装在国民党正规部队的支持下，向苏区发动联合进攻，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政策，数以万计的边区人民被杀害，许多苏区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少地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整个湘鄂赣苏区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修水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中共修水县委、修水县暴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英勇对敌，狠狠打击敌人。

　　不久，红五军重返湘鄂赣边区，革命形势迅速好转。红五军第三、第五纵队在彭德怀亲自指挥下，再次进入修水，并向武宁、通山一带游击，修水赤卫队随军转战各地，接连横扫了渣津、靖林、马坳等地的反动民团，获枪甚多。面对红五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第五师独立团一个营和新建的修武铜靖卫大队，龟缩于修城不敢越雷池一步。

　　修水的革命形势随之好转。11月下旬，中共湘鄂赣特委代理书记袁国平巡视修水，对修水县委在红五军的大力支持下，努力创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县暴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就如何争取广大群众，搞好地方武装建设作出了明确的指示。

　　该年后，中共修水县委、修水县暴动委员会根据边特委和边暴委的指示，根据革命形势迅速好转的有利时机，借助红五军的有力支持，一是发动了“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和“抗捐、抗税、闹粜”为内容的年关斗争；二是开展纪念“巴黎公社成立59周年”活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三一八”武装大示威，县委、县暴委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提灯大游行；三是进行了攻克修水县城为中心任务的红五月大暴动。

　　1930年5月15日，红五军攻克平江后，彭德怀率二、四、五纵队再次东进修水，修水县委、县暴动委员会及时下达了暴动命令，各区、乡赤卫队、武装农民合计8万余人，浩浩荡荡汇集修水县城附近配合红五军攻城。

　　此时，驻在修城国民党军第五师独立第二团第二营和修武铜靖卫大队的全部约有一千余人，武器精良。在红五军攻克平江城后，该敌早已作好准备，以死应战。彭德怀率红五军在修城附近的黄田里，得到修水县游击大队长吴春满的侦察报告，经仔细分析敌情后，为了避免过大损失，决定速战速决，从红五军和修水游击大队中挑选了800多名战士组成敢死队，分东西南三路同时攻城。修水赤卫队负责架好浮桥，以便敢死队冲锋。南门由三支队政治委员黄克诚、修水县暴委主任吴天骥等率200多名敢死队员作为主攻。战斗开始，黄克诚、吴天骥和战士们一起端起云梯，在红五军猛烈的机枪火力掩护下，冲至城下。黄克诚戴着近视眼镜，一手举着雪亮的马刀，一手紧握短枪，第一个爬上城墙，杀开一条血路，后面跟着的战士乘机打开南门，红军、赤卫队员与各地武装农民一涌而入。这时，东西两门也破，敌人招架不住，举手投降。敌营长钱汉舟吓得躲在西门口城墙下的一条阴沟里，修武铜靖卫大队长丁雪臣躲在丁家祠堂横梁的匾额内，都被红五军和吴春满等游击队员捉住，枪决在西摆的沙洲边，其他如公安局长、警察队长、稽征处长等均被红五军全部镇压。这次攻克修城，红五军与赤卫队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余人，毙敌600余人，缴获步枪700余支，机枪6挺，子弹及军需无数。

　　年关斗争、“三一八”武装大示威，特别是修水八万农军配合红五军第二次攻克修城，严厉打击了豪绅地主及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振奋了修水及湘鄂赣边区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开创了湘鄂赣边区的新局面。这一年修水共建立了6个区67个乡苏维埃政权，党员人数由1929年的972人发展到3000余人，苏区版图占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因这一年农历为庚午年，修水人民形象地把它称之为“庚午年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