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叶绍荣长篇小说《故土红尘》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几年前就听说老叶在一个偏僻的山窝里结棚创作这部书，在一次交往中我与老叶就已约定送本给我拜读。今年11月中旬书刚一出版，我就向老叶索要了一本，当夜就开始阅读，一气就通读了一遍，有的章节还读了2-3遍，打破了我读长篇小说的惯例——没有一部能一气呵成读完的。

　　小说取材于湘鄂赣边八百里九岭山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件，逼真地再现了民国时期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不知是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小说的素材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的史料（如政治环境、历史背景、社会现象乃至地域范围、风土人情等）基本相同或相似，谈论的也是围绕土地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一个是文学作品，取材于湘鄂赣边18个县的阶级对抗史和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心灵的历史事实；一个是论文论著，调查的对象也是毛泽东称为“老俵”的湘赣边20多个县的政局动荡、地主阶级、农民运动等现状，因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巴尔扎克有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故土红尘》就是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和还原，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的思想内容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多个艺术形象，对书中的地主（如翟福祺、田炳炎、徐蕃昌、梁耀宇）、小知识分子（如东篱先生）、清官（如福珩）、赌神（如翟福祺）、庄主（如田炳炎）、自耕农（如熊述淼、熊昌信）、义盗（如姜家明）、长工（如曹思富）、游民无产者（如陈木根）、讼棍（如冷映儒）、郎中（慎义达）、革命同志（如田士元、曹承训、袁静怡）、多厄的妇女（如饶菊香、伯璎）、神夫和尚（如卧云法师）的形象叙述得精彩鲜活生动，乡土、民间的故事很是曲折离奇传神。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给予充分的否定，不难看出，作者意在粉碎束缚在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因此，思想内容厚重深邃。

　　小说的重要人物翟福祺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既有假恶丑的一面，又有真善美一面，作品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翟福祺集勤劳、精明、狡诈、宽厚、慈善等多重性格于一身的“时而是魔鬼，时而是菩萨”的性格特征。“地主”这题材由于作者的严肃处理，不再是一种政治的概念（而事实上，这题材是最容易被作家们处理成一种概念的）。其实在我国近代时期的地主与俄罗斯的寡头、韩国的财阀有着相同的性质，都是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完成原始积累后，大量收购土地，进行土地兼并，而迅速崛起的一类人。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只占乡村人数10%，户数8%左右，占有土地则达全部可耕地70—80%之多，只有20-30%由自耕农占有，还有大量的无产者，这一社会现象的存在，必然会带来社会不安。中国历史上存在一条“土地兼并——农民起义”的周期律：土地越集中到部分地主手里，农民越没活路，于是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时代自然出现。当然，打倒地主从来都不是为了发财，而是让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行，让生产秩序回归正常，这样才能得以让经济回归复苏，大家才都能生存。共产党领导的土改，终点必然不会是耕者有其田，而是要建立新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土改之前，土地就是集中的，是封建地主所有制。土地集中不是问题，社会主义也是要集中土地的，这就是要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意味着，土地剩余价值将用于造福于集体中每一个人的事业。比如说，普及教育，基础的医疗保障，住房等，实际上是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更是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必然结果。不仅是因为工业需要劳动力，也是因为农业也要实现工业化生产，只有集中了才能做得到。所以，土地集中的社会主义改造早晚要来，土改后一家一户平均分配土地的状况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土改的重要作用还在于，打碎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所有制，不光是剥夺了地主的土地，也剥夺了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特权，让他们和劳动人民平等了。而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农村基层的组织体系也被改造了。取代原来的地主阶级在农村的领导权的是新生的从国家直插下来的组织管理体系，比如党组织、苏区政权、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工农兵组织等，或者是现在的党政军群团的组织管理体系。通过这套新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体系，每一个农民都被组织进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而在这个体系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一份子，不会因为你曾经是地主，就享有特权。所以，必然就会产生一批像接受过新文化教育的田士元、反叛性格的翟伯璎等先进形象。

　　因此，我出于艾青“史画”典化的深刻理解，把《故土红尘》权且作为“史话”这个概念更为准确。整个作品题材来源于生活以写实的手法，真实再现了半个世纪来地主阶级的社会场景，反映了当时两种阶级矛盾的冲突和两党合作、斗争的艰难，作家的某种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教育作用。

　　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特色，是作者在作品中凸显的那种较其他作家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这源于作者对九岭山区故乡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的眷恋，对家乡农民的一腔赤诚挚爱之情。可以说《故土红尘》的创作是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深厚情感的文字流露。
小说的结构技巧

　　《故土红尘》全书分为30章，既浑为一体，又单独成章。采用后一章是前一章回溯式的叙事模式，完整地、宽广地、浑厚地展现农村社会全貌，以家族和革命多条线索铺开错综复杂的社会时空结构，以“亲历者”和“旁观者”的身份诉说生命的意义。以“全景视角”的方式展现共时多元的历史氛围，把中国文化传统和湘赣边地域文化的特点结合得非常紧密，可以说是一部结实丰满、浑然一体“大作品”。

　　巧妙的构思包含着比较微妙的思想意识，既有对土地不同时期的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反映出对地主阶级的观察、分析和警惕，又勾勒出湘鄂赣边区的历史背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胜利为主要意图，以相当成熟的艺术架构成功地驾驭了这一带有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现实。它不仅是在寻根民族性的一种回望当中，来书写文化、书写地域的历史，而且对我们民族历经的整个现代性的历史有深刻的反思，有非常严肃的认真的思考。

　　小说对于地主命运的戏剧性变化给予一种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认识和描述。家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一个特征，作者在家族叙事中通过对翟、田、徐家对土地的企求和扩张，来表明农业文明衰败时候的境况。特别是剧烈的社会变革进入到传统家族历史中，作者抓住了中国历史上巨大的转型这一特征，更加多面的、更加深刻的对家族博弈和斗争进行叙述，这种斗争最后发现都是徒劳的，因为历史更强大，巨大的历史变革使中国传统社会难以维系。力求回到历史中去思考问题、书写历史。因此，书写家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宽度，是一篇非常朴素而真实的地主家庭素描和边区历史氛围的速写。

　　大量的民俗风情描写，但又看不出雕琢，是本书的一大特征。饮食尚俭的生活方式，洋溢着乡情与亲情的美好，伴着怀旧与温馨的特质；翟家追求繁华雅美的屋宇是家族地位的象征，讲究门面的心理要求是物化标志；葬礼反映出重男轻女的丧葬观念和重死轻生的生命意识；婚礼习俗折射着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和刚柔相济的女性审美观。

　　神秘的梦兆、避邪、祈福、求神、问仙、看风水等宿命意识，自觉不自觉的反映了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民俗文化心理。作者并没有陷入荒谬和困惑，没有停留在展示精神世界现象的层面，而是站在现代人的视角，俯视传统文化中的神秘现象的荒涎，打破神秘现象的神秘性，是对民族神秘文化的叩问与反思。淋漓尽致地表现家乡的地理特征、农事耕作、文化遗迹、婚丧嫁娶、节日礼仪、世态人情、伦理道德、情趣品性，转化成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景观，进而描绘出乡土气息与时代氛围交融一体的情境。

　　作者通过民俗描写展示了儒家文化由殿堂走向民间到“墨田村”的礼崩乐坏的过程，以小社会传统村落生活的瓦解隐括大社会、大时代的变迁。

小说的语言特色

　　语言的主要存在形式就是书面语和口语。唐朝开始给民间语言起了个名叫做“白话”， 白话逐渐成为应试之外的书面语。到了民国时期，倡导汉民族共同语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不难看出，现代书面语言都来源于民间语言，即方言。

　　《故土红尘》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里有选择地大量合理地运用了方言, 语言表述上把九岭山的土著方言、客家话语与书面语言相杂揉，铿锵有力，有滋有味。使其与普通话平分秋色，充分展示了人物形象，提升了作品的艺术特色。

　　作者以生命为代价，用辛勤艰苦、不惜付出极大心血的劳动态度，对作品的完整性作出不懈的追求，他深入到山村地头和生活中，为《故土红尘》的创作收集了大量的素材、搜集了大量的农村民间故事（如“白龙墓”、东浒寨故事）、俗语俚话（如：禾耘三次猪没糠、狗面上生毛、尿都淘得饭吃）、民俗民风（如年俗“扯锯饭”、戏班“打彩”、包佋子、圆牙饭、车租饭、哭嫁）、宗教礼数（如“打油火”、打“谷醮”一年三节礼、出嫁女回门）。经过作者不断的加工，提练、酝酿，形成了小说的独特书面语。因此，小说中灵活运用了大量的俗语俚话（如：有钱三十为尊长，无钱八十是闲人）、谚语（禾差上下昼，粟差马过河）、歇后语（如灶王爷上天——直奏、颈脖搽猪血——假称剁头王）、民谣山歌（如《织绫罗》《三懵懂》）等地方语言，语言朴素平实而又幽默风趣，平俗自然又不失高雅，读来就如我们平日聊天、吹牛皮，倍感亲和真挚。以精湛的文学技巧，把自己的感受用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达到认识和表达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形似与神似的统一，表现与再现的统一。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又采用了有着深厚生活基础的素描技巧。

　　总之，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平实自然的语言风格，形成了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令人震撼的真实感，是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