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曾以布衣之身多次向朝廷推荐王安石，让我们感觉惊奇不已。不过曾巩的惊人之举不止于此。在南丰乡里居住期间，他写了一系列反对佛教、道教的文章。但是奇怪的是，僧道们居然毫不介意，反而一再邀请他为寺观撰写记文。这是为什么呢?

　　 照理来说，接受别人的邀请而作的文章，一般都是多说好话，多说奉承的话才对。曾巩恰恰相反，每次都借着写这样的文字而反对佛教、道教，着力宣传儒学。

　　在《鹅湖院佛殿记》中，他主要是从佛殿花费巨资角度，对佛教直接提出批评。他说:江西信州铅山县的鹅湖院佛殿建成之后，寺主绍元和尚请我为这佛殿写篇记文。我想说的是:现在朝廷正在西部边境用兵，全国上下都在紧缩银根，用省吃俭用的钱来支持国防。只有僧人们不用费心不用出力，也不用上交赋税，安安稳稳地吃饭睡觉。他们建造佛殿用的不也是国家的钱吗?费的不也是百姓的力吗?可是天下之人不以为怪反而习以为常。我看这座佛殿的花费不止十万百万，恐怕有上千万甚至更多。花了这么多钱，不写一篇记文怎么可以?

　　也难怪曾巩如是说。北宋时期，国家为了维持边境的安宁，除了战争以外，花费确实不少。西夏名义上向宋朝称臣，可是为了满足这个所谓的“臣”的欲望，宋朝每年要给西夏十三万匹绢，五万两白银，二万斤茶叶;北宋还与辽国订立合约，规定每年向辽国送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宋与西夏战事紧张的时候，辽国趁火打劫，要求每年再赠送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绢。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都加在老百姓身上，而佛教徒们则安坐禅院，一边花费巨额钱财，一边面对国家负担不出钱也不出力，曾巩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江西分宁县(今属江西修水)寺僧省怀法师建成兜率院后，特请曾巩写一篇记文，曾巩写道:

　　佛教发展到今天，一个数百里的县，佛教徒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佛寺建筑高大巍峨，亭台楼阁应有尽有。寺僧们锦衣玉食，比古代的贵族还要豪奢。古代一个数百里的小国，供养国君的能力尚且不足，现在数百里的县里，生活奢华的僧侣何止成百上千，这样算来，老百姓的负担该有多么重?

　　可是很奇怪，官府只对百姓极尽搜刮之能事，对于佛教徒们的奢华生活却视而不见，甚至还在他们身上大把大把地花钱。这样的事情我真是想不通!现在分宁县城内外，佛寺就有百八十所，兜率院尤其奢华，其中殿宇、住宅、庖厨、马厩、仓库等建筑，功能齐全，无所不有。佛教的传播日益兴盛，我没有能力阻止它，但是我的内心是非常担心的。只能写下我的忧虑，让佛教的徒子徒孙们知道，自己享受了多少利益，而老百姓受害无穷。希望官府了解这些情况，看看到底该怎么办呢?

　　此文通篇指斥佛教悖逆虚妄的种种罪状，悲叹僧侣的奢靡之风导致民风浇薄，更埋怨官府鱼肉百姓有余，善待佛祖却有加。曾巩接受佛教徒之邀约撰写此文，却并不曲意逢迎，实话实说，的确不失真君子的风采。

　　《兜率院记》约作于庆历三年(1043)，此年曾巩居临川，与自扬州省亲至此的王安石过从甚密，该文的不少观点语句均与王作于此期的杂著《卜说》相类似。曾巩不仅借为僧省怀作记之机，痛斥佛教之非，而且扬言：“使子之徒，知己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谂其终何如焉?”

　　宋仁宗庆历六年(1406年)，曾巩的同乡、道士凌齐晔在江西南城县麻姑山上兴建仙都观，特请曾巩写一篇记文。曾巩也没客气，他劈头写道:

　　古人盖房子都是有规矩的。凡是国君的宫殿，每面城墙开三个大门，每个门设三条车道，四个门一共十二条车道。现在“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宫视天子或过焉，其门亦三之”(《仙都观三门记》)。你仙都观一面墙也开了三个门，跟皇宫一样，你这不是乱了规矩吗?唉!道教的势力越来越大，没办法呀!我看这仙都观的安家之地真是个好地方，土地平整肥沃，盖房子种庄稼都合适，收成肯定比别处多出一倍，而且不会遭受水旱之灾。这大概是老天爷要赏给凌齐晔他们的吧?

　　 这个仙都观的门最初比较矮小，凌齐晔为了扩大道观的影响力，就扩张了大门，一面墙开了三个门。然后请我写一篇记文。凌齐晔是我的老乡，这是人情，不能不写。可是你这道观盖得比皇宫还宏伟，这就违背了天下之公理。照顾你的人情，我写，可是你违背了天下公理，对不起，我只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可不能用人情来换公理呀!凌道长你自己回家看看我这文章，合不合你的心意?你觉得我说得到底过分不过分?

　　作为一个立场坚定的纯正儒者，曾巩对一些僧人、道士的做法进行了巧妙的批评。然而，作为思想家的曾巩，当然不会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对于另外一些僧人、道士，他也进行了赞美和褒扬。那么，在赞扬之外，曾巩还要表达什么样的独特看法?曾巩不停地抨击佛道二教，为什么僧人道士还反复请他撰写寺观记文呢?

　　曾巩也看到了这些僧人和道士的可贵之处，文章写得非常巧妙。在《菜园院佛殿记》中，他说这个佛殿的住持可栖非常了得。他刚刚来到这个地方时，此地草木丛生，牛羊践踏，没有人居住。可栖很高兴，认为“是天下之废地也，人不争，吾得之以老，斯足矣”(《菜园院佛殿记》)。别人看不上，我正好可以拿来做佛事。于是，他就开始给大家看病，一边看病，一边筹钱，用行医所得钱财慢慢建造佛殿，今天建一座寝室，明天建一座讲堂，后天建一座厨房等等。现在其他建筑都大体齐备了，只有这个最大的大殿实在太贵，盖不起来。怎么办?就一点点募捐，今天一分钱，明天两分钱，后天三分钱，不管多少都接受。终于募齐了所需款项，大殿居然建起来了!屈指算来，已经整整十年了。这一次，曾巩没有责怪僧人花钱太多，而是由衷地赞叹这位可栖和尚坚忍不拔的意志:

　　吾观佛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致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菜园院佛殿记》)
　　
　　我看佛教徒做事情实在太厉害了，他们不仅勤奋用力，而且有一种刚毅不可夺其志的决心，还有持之以恒的恒心。他们做事从不草率而成，从来不求速成，都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到大，从易到难，所以从来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佛教难道仅仅是依靠他们的佛法感动世人吗?我看不是，他们的身上还有一种坚强的意志与无上的智慧，可栖就是这样的人。

　　曾巩由此反思儒家的学者。他说:按理说，儒家的学说也是源远流长，儒者们也自以为造诣深厚，可是当他们做事的时候，却没有佛教徒那样辛勤持久的意志力。看看现在庆历新政推行不过一两年，儒者们就纷纷攻击它，指责它不过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造福万世。所以儒家的学说虽然流传千年，也有不少圣贤的经典著作，但终究很难发扬光大，其影响力反而远远不如佛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持之以恒的勤勉精神。

　　所以曾巩的意思是，今天看了这菜园院佛殿，写了这篇记文，就觉得应该学习人家佛教的长处。我们儒者不会建造如此奢靡的佛殿，但是可以学习他们建造佛殿的锲而不舍的精神。那他到底是在称赞这位可栖呢?还是在宣扬儒家的学说呢?应该说都有，这样的写法真是意味深长。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分宁县和尚道常主持修建了云峰院，又来请曾巩写记文。这一回曾巩没有责备儒者不够勤勉，而是夸奖分宁县的百姓都很勤勉。文章说此地的人都很勤劳，全家只留一人看门送饭，其余的人都下地干活。男人种地，女人织布，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都自食其力。但是这地方的百姓有个致命的毛病:

　　勤生而啬施，薄义而喜争。(《分宁县云峰院记》)

　　勤劳倒是非常勤劳，但是生性特别吝啬，而且薄情寡义，喜欢争斗。曾巩说:当地人非常有钱，但是你要让他捐一分钱出来，等于要了他的命，要命有一条，要钱一个子儿也没有。非但如此，当地人彼此关系僵硬缺少人情。父母兄弟姐妹夫妻之间讲的是博弈不是人情，一言不合就立刻翻脸，彼此告发，甚至不惜伪造官印，仿造官文，瞒天过海，欺骗官府，满嘴谎话，就是衙门打得半死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认罪。当地官员为此头疼得要命。

　　与当地人相比，云峰院的主持道常长老一样又不一样。

　　一样的是，道常长老也非常勤劳。他费尽心力建起这座云峰院，殿宇楼阁、浮图法器一应俱全。但不一样的是，道常长老如果略有余粮或者余财，便会送给那些需要的人，绝对不会因此而斤斤计较。道常学佛尚且能够如此通达知理，如果他学习的是儒学先王之道，那么，以他的境界，谁又能保证他不是乡里一代人杰?

　　曾巩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很明确，他称赞这个住持不但勤勉，而且乐善好施。其实是在警诫世俗之人，虽则勤劳致富，但是太过斤斤计较，便失去了做人的境界。曾巩说，道常请我来写一篇记文，目的就是想让这云峰院的历史能代代流传下去。曾巩很有感慨，世俗之人流传的总不能都是勤勉与悭吝。佛教徒尚且能做到，我们怎么做不到呢?这篇文章崇尚和赞扬的是宽容与谦和的人道精神。

　　在《金山寺水陆堂记》中，曾巩借着重建金山寺水陆堂这个事由，说明任何事物都有兴废的过程，儒家的学说也是如此。如果儒学之道能够像金山寺水陆堂一样由废而兴，那就好了。文章说，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失火被焚。第二年，瑞新和尚筹款一百三十万重建了金山寺。曾巩感慨金山寺据山望海，宏伟盛大，吸引众多信众。然而这世上毁于一时的人事多矣，大多难以恢复振兴。就好像儒家学说一样，委顿抑郁不振以至千年了。金山寺之所以能够重建，得力于瑞新和尚的能力，而儒学要想重新振兴，也必须要有像瑞新这样的才杰之士。

　　曾巩受僧道主持邀请为其寺观撰写记文，却反而借题发挥，为儒学张目，委婉地批评佛道，而僧道们居然并不介意，反而一再邀请他撰写此类记文。这说明，一方面，曾巩的记文确实写得好，能够为寺观增辉;另一方面，在北宋时期，儒者与僧人道士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们虽然各执己见，但是也能够彼此理解。

　　事实上，从唐宋以来，儒学在发展中，已经开始逐步吸取佛教思辨哲学的养分来充实自己，而佛教也开始渐渐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逐步改造自己，使自己逐步由原始佛教转换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这方面，禅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简言之，儒释道三教融汇融通，这是宋代思想发展的主流，也正因此，曾巩看待僧人道士，自然就透露出“都是自己人”的眼光，与韩愈有本质的不同;而僧人道士们看待曾巩的这一篇篇“奇怪”之文，自然也就多了几分宽容理解。

　　当然，这也与曾巩的个性有关。他个性淡泊沉稳，清贞自持，除了科举与仕途的挫折困顿之外，一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他评人论事一向中正平和，以理为据，不走极端，颇有儒者风范。其文如人，风格婉转平易，委曲详尽，从容不迫。所以对待佛教，既能坚守儒家立场，对佛教的种种弊端予以坚决抨击，同时又能站在一个较为公平的立场，实事求是地看待佛教的优长之处，并明确指出应当学习佛教的长处与优点。曾巩反佛却不固执偏激，排佛而不流于意气用事，始终抱着宽容与理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