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朱庆隆（1894-1940），又名朱奕喜，江西修水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修水县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三区区委书记、修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修铜宜奉边特委白区工作团主任、修水工作团主任、中共修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等职。1940年12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遭敌暗杀。
临危受命
湘鄂赣修铜宜奉苏区是一块浸染着革命先烈鲜血的红土地。在这块红土地上，至今传颂着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修铜宜奉边特委白区工作团主任朱庆隆转战在这里的传奇故事。
1935年夏秋，国民党军第五十师、七十七师在江西保安团和地方反动民团的配合下，再次联合进剿修铜宜奉边区。我党组织和红军游击武装再次遭受惨重损失，仅有的小块根据地失陷，全部沦为白区，修铜宜奉边特委和湘鄂赣省委完全失去联系。为应对危局，湘鄂赣省委决定成立修铜宜奉边特委白区工作团，任命修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庆隆为主任，系统技术。
湖北蒲圻羊楼洞，初秋的黄昏，华灯初上。骤雨刚停，古镇庙场街的行人逐渐多了起来，背靠松峰山的松峰茶楼，红灯高挂，顾客盈门。茶楼二楼偏隅的小包房，一先一后进来两位客人，瓜子一碟，砖茶壹壶，靠墙面窗相对而坐。
“庆隆同志，省委决定，任命你为修铜宜奉（特委）白区工作团主任，三日内必须赶到宜丰潭山！”省委交通员放下手中的茶杯站起身，神情严肃：“你的具体任务是……”
“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中年男子语气坚定，紧紧地握住交通员的双手。窗外，夜色沉沉，淅淅沥沥又下起了小雨……
赵李桥开往汉口的火车上，匆匆上来三位乘客。40岁上下，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手提棕色牛皮箱，一身商人打扮的，正是修铜宜奉特委白区工作团主任朱庆隆。同行的游击队员姚虎、周德甫，伙计装束，年方二十，透着一股机灵劲儿。
火车停靠咸宁站，一行三人迅速下车，冒雨折回湖北通山，转道鄂赣边界通山与武宁交界的九宫山，经武宁五里堡，进入修水黄坳、麻洞。一路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穿过修宜边界的八叠岭，于第三天晚上，到达宜丰的找桥、潭山。
潭山，宜丰县北部重要集镇，北与铜鼓、修水、奉新三县接壤，总面积205平方公里。清末民国时期，境辖多纸槽、轿班，是铜鼓、修水通往省城南昌等地的重要通道。
此时，由于敌人的反复围剿，修铜宜奉边界好几支游击队被打散，以胡贡生、方松恕带领的修铜宜奉边一支游击队仅剩下不到20人，秘密驻扎在宜丰的毛埚里，活动在潭山、天宝一带。
朱庆隆到达潭山后，以会理后街“轿班会”为落脚地，以轿工身份为掩护，通过地下交通线，与胡贡生、方松恕取得了联系。之后，在可靠的地方向导带路下，孤身到宜丰的梅溪、石市，铜鼓的大塅、带溪，奉新的百丈、西塔和修水的麻洞等地寻找组织，终于在奉新的路口见到了湘鄂赣军区东南交通大队大队长吴咏湘，到宜丰的毛仑找到了特委的负责同志，沟通了特委与省委的联系。
1935年9月下旬，朱庆隆秘密主持召开有胡贡生、樊水荣、方松恕、姚启象、樊秋池等同志参加的白区工作团会议，传达了特委指示，把在宜丰、奉新边界的轿班、纸槽和锯棚工人中发展党员，扩大游击武装，作为工作目标。
宜丰、奉新边界的会理、石桥、同安、界头、岩下、百丈、路口等地活跃着10多个接新娘、抬士绅、送庚书、搬礼盒，往来修、铜、宜、奉等地的轿班，每个轿班有10到20顶轿子不等，有产业工人300多人。同时，这一带和邻近的天宝、逍遥、汤家泉等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纸槽、锯工棚数十多家，有产业工人近千人。
这些产业工人，深受豪绅财主的压迫，是革命的依靠力量，朱庆隆就经常装成老板、帮工，出没在他们当中，借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觉悟，发展工人入党，加入游击队。到1935年底，修、铜、宜、奉边界恢复了党的组织，游击队发展到70多人。
界头轿班的樊彤桂是修水大桥人，迫于生计来到宜丰加入轿班，被工友推为带班。朱庆隆了解到樊彤桂性格耿直，为人正派讲义气，于是以老乡的身份来到界头，主动同他接近，同吃同住，一起抬轿杆、做劳力，深得樊彤桂和工友的信任。
在朱庆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樊彤桂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被吸收加入党组织。朱庆隆指示他以轿班带班的身份接近由叛徒组织的“党政工作团”人员，成为我游击队安插在敌人心脏的一颗钉子。
筹款借粮
由于敌人的反复“围剿”，坚壁清野，经济封锁，游击区群众生活困苦，地盘越来越小，环境十分恶劣。部队一无税收，二不能生产，物资奇缺，唯一来源就是靠打土豪解决。
当时游击队就有这一首歌：“我们胆子钵兜大，深入白区把土豪打，得到光洋白花花，大家的生活靠了它”。省苏维埃通过交通线给各地党组织下达“只筹款，不杀人，保证生命安全”的政策，印发《筹款书》指令对方限期缴款，限筹一次。
“老百姓已经够苦了，不能再连累他们！”朱庆隆召集胡贡生、樊水荣、方松恕等商量，强调“越是困难时期，越要把握政策，不侵犯群众利益，严守筹款借粮纪律”。
朱庆隆、胡贡生带领白区工作团和游击队“筹款借粮”，不仅缓解了自身的困难，而且通过武装交通线，从经济上支援了省委、军区和主力部队。白区工作团坚决执行省苏维埃制定的筹款政策，杜绝了乱杀、错杀，起到了好的作用。
奉新上富镇金财主是当地首富，经营当铺、茶叶、染布等生意，在南昌、奉新城里开了多家店铺，平时为人不错，民愤不大。游击队把金财主捉来后，一开始，金财主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抗拒缴款。游击队对他不打不骂，考虑到金财主平时为人，没有急着以反动论处，朱庆隆不厌其烦给他讲红军的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得金财主沉默不语，逐渐使他态度有所改变。
金财主被抓到游击队后，赶上天气转凉，连惊带吓，犯上了疟疾，冷汗直冒，“嗦嗦”打颤。朱庆隆腾出盖的棉絮给金财主御寒，又通过地下党从奉新百丈请来郎中给金财主诊治，叫人熬药煎汤，很快治好了他的疟疾病。金财主亲眼见到朱庆隆、胡贡生和游击队员顿顿吃野菜糊糊，却将难得的一点粮食熬粥给他喝，使他恢复身体，并从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
金财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感动不已，主动交来500块光洋，3担粮食。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金财主又捐款200块光洋，并特意跑到潭山找到朱庆隆要摆酒招待，被朱庆隆笑着拒绝：“谢谢金老板的美意，希望你多做好事、善事，为抗日救亡多作贡献！”
火烧敌碉
1935年秋至1937年春，朱庆隆、胡贡生带领的修铜宜奉游击队，烧毁和炸毁敌人修筑在凤凰头、垠上、姚家山、麻洞、大埠桥等地的碉堡9座，鼓舞了群众斗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姚家山碉堡的保安团守碉队长陈远和，是个十分凶残的反动家伙。他杀人如麻，罄竹难书，每杀一人就在“正”字上划上一笔，并到处炫耀，得瑟，曾参与屠杀“古阳寨红军医院”伤病员，是个“心比锅底黑”的“人屠夫”。
陈远和兼任守碉队长后，更是骄横跋扈，随意盘查、殴打、勒索过往行人。每到晚上8点，碉堡关停来往，实行宵禁，陈远和就趁机带着几个臭味相投的手下，强闯民宅，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群众对这伙陈远和这班“拦路虎”无不切齿痛恨。
陈远和反共剿匪“战功赫赫”，加之又善于阿谀奉承，巴结上司，被江西保安团“找桥联防区”授予“模范守碉队长”通令嘉奖，赏光洋50块，并破格晋升保安团中尉副连长。
“加官晋爵”，又逢四十大寿，“双喜临门”。陈远和洋洋得意，欲在碉堡内摆酒庆贺，并准备请乐班助兴。很快，游击队就得到这个消息。朱庆隆与胡贡生、方松恕商量，决定乔装混进碉堡，趁机敲掉这个反动“堡垒”。
朱庆隆化装成乐班“检场”，胡贡生变身纸槽“胡掌柜”，挑选了10多名智勇双全，军事过硬的游击队员，乔装成各种角色，在群众的配合下混入乐班和送恭贺的人群。
碉堡内灯火通明，陈远和神气活现，叼根香烟，分头梳理得油溜水光，穿上便衣，正襟危坐，专等送恭贺者到。来送恭贺的人前拥后挤，一拔接着一拔，陈远和睁着狡黠的老鼠眼看向乐班，目光中带着几分狐疑。
朱庆隆、姚虎一见，赶紧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贺礼奉上：“贺喜陈队长，双喜临门，一点薄礼，请笑纳！祝您步步高升，福如东海……”，爱财如命的陈远和忙迎上前，笑嘻嘻地说：“哪里，哪里”，边说边收下了贺礼。
混进碉堡的游击队员各自找好合适的位置坐下，只等预定的行动暗号。菜过五味，酒过三巡，陈远和打着酒嗝儿，东倒西歪，色迷迷地盯着花枝招展的乐班小花旦，淫心荡漾，操着一口别人听不懂的外地话，污言秽语，唾沫四溅……
朱庆隆朝胡贡生一使眼色，“啪”的一声，菜碗摔在地上，只等信号发出的游击队员，迅速抽出事先藏好的武器，投入战斗。喝得醉乎乎的陈远和猛的听到摔碗声，一激灵把酒杯掉在地上，油腻腻的手掀起衣服，摸索着就掏枪。10来个敌军慌忙放下筷子，手忙脚乱，欲取挂在边上的枪支。
“不准动，谁动打死谁！”朱庆隆一跃而起。“别听他，给我……”陈远和“打”字还没说完，游击队员姚虎、小丁同时开火，直打得陈远和脑浆迸裂，倒在桌下一动不动。
几个负隅顽抗的敌军刚刚拿起枪，枪栓还没来得及拉开，就被游击队员当场打死。剩下的几个敌军见势不妙，只好乖乖投降。
游击队员堆上柴草，泼上洋油，将碉堡烧个精光，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人屠夫陈远和被红军干掉了，红军又回来了！”边界游击区的群众兴奋地奔走相告，大快人心。
铲除叛徒
修铜宜奉游击队的发展，给了敌人有力的打击。敌人增派兵力加紧对游击区的“清剿”，采取“以匪制匪”的毒辣政策，指定湘鄂赣边清剿指挥部主任刘兴，在游击区内搜罗叛徒，组成湘鄂赣“党政工作团”，利用熟悉我内部情况的条件，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袭击捕杀我方人员，地下党组织惨遭破坏。
原修水县三区互济会主任包凤生，是朱庆隆担任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的同事，转到修铜宜奉边委工作后，对革命悲观失望，在敌人的诱惑下叛变投降，当上了国民党修铜宜奉政训分团便衣队中尉情报组长，为敌人出力卖命，经常带着便衣队，三更半夜冒充冒称游击队，出没宜丰、奉新边界地区，杀害我干部和群众。
游击队烧毁姚家山碉堡，处死守碉队长陈远和；奇袭保安十团三营老窝，击毙营部副官叶毛清；镇压敌“找桥特别区”曾区长、打铁坳二十六保反动保长罗务本等行动，扰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你这个情报组长是吃干饭的！”包凤生受到上峰的严厉指责。窝了一肚子火的包凤生带着便衣队四处打探，侦探到这一系列行动都是“朱胡子”朱庆隆干的，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信誓旦旦向上峰保证：“将功补过，一个月内活捉朱胡子，割下他的人头！”
敌人对朱庆隆又恨又怕，到处悬赏捉拿，声称：“活捉朱庆隆者赏光洋一千，取其首级者赏光洋五百！”朱庆隆付诸一笑，照样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凭借群众掩护和机智灵活，多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1936年3月，由于叛徒杨进国告密，宜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管仁义不幸被敌人逮捕。管仁义坚贞不屈，残暴的敌人在潭山割下他的头颅，在宜丰、修水、铜鼓一带“悬首示众”。
目睹潭山城墙悬挂的战友“头颅”，朱庆隆心如刀绞，义愤填膺：我们要坚决铲除杨进国、包凤生这种贪生怕死，出卖同志的叛徒，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朱庆隆和胡贡生、方松恕商定，先干掉包凤生！并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将计就计，请君入瓮！
这天，地下党员樊彤桂以“老朋友”的名义，在“聚仙楼”宴请包凤生，酒酣耳热之际，乘机密告：“今晚朱胡子单独去汤家泉，槽下纸槽老板万育财有通匪嫌疑……”，引包凤生上钩。狡猾的包凤生果然中计，落入了游击队设下的圈套。
当天晚上，朱庆隆、胡贡生挑选10多名精干游击队员，从驻地长途奔袭，临近黄昏时悄悄潜入汤家泉，将万育财控制住，晓以利害，事先埋伏在万育财槽下纸槽的焙房和帘子房内，守株待兔。
夜深人静，天一片漆黑，贪功心切的包凤生带着六名便衣队员，提着清一色的驳壳枪，径直趟入槽下纸槽焙房捉拿朱庆隆。此时，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早已对准了闯进来的便衣，胡贡生、姚虎“砰、砰、砰”就是几枪，当场击毙3个便衣，另2个便衣也被埋伏在帘子房的周德甫等游击队员冲出来干掉。
诡计多端的包凤生缩在后面，一听枪响，知道中计，撒腿转身就跑，被冲上来的朱庆隆伸脚一绊，一个踉跄“猪啃地”栽倒在地。游击队员一拥而上，将包凤生活捉。
“朱老子，饶命，饶命！”包凤生吓得筛糠似的发抖，不停地哀求：“朱老子，看在过去的份上，饶我一命!”
“你这个可耻的叛徒，早就罪该万死！”朱庆隆愤怒地叱责。包凤生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如泥。通过审讯，叛徒包凤生被处以死刑。
慧眼识奸
1937年8月，湘鄂赣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我游击队和工作团成员陆续下山集结，共同抗日。但在这时，敌人却企图以抗日的名义千方百计破坏我党。一方面妄想把游击队拉到国民党一边；另一方面怂恿叛徒重新钻进我抗日队伍。
原修铜宜奉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叛徒卢幼涛带着10多个叛徒，以同乡的关系找到朱庆隆，卢对朱庆隆说：“现在目标一致都是抗日，你把队伍带到我们队伍去，待遇好，装备好”。卢幼涛的突然“造访”，朱庆隆不免警觉起来，想到四个月前曾任红十六师政治部副主任的朱国宾就是在叛徒的花言巧语下投降了敌人，他敏锐地意识到，合作是假，渗透是真，这是国民党耍的花招。
游击队集结后积极扩军，卢幼涛仍不死心又摇身一变，带着20多个叛徒，想钻进我军，找到朱庆隆求情说：“朱老子，过去我们到‘党政工作团’，也是环境所迫不得已，求组织谅解！我们愿意回到党的怀抱，跟部队走上抗日前线。你替我到吴咏湘专员处说一句好话就行了。”
卢幼涛再次登门，朱庆隆直接给了他一个闭门羹。断然回答：“你不要在这里多费唇舌，去找你们同伙的上级陈洪时（叛徒，原湘赣省委书记）去吧！”这伙想混入我军的叛徒，阴谋破产了。
1937年8月，湘鄂赣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10月，修铜宜奉游击队在潭山集结扩军，朱庆隆不辞辛劳，带领工作团的同志，在修水、奉新、宜丰边界的纸槽、轿班、锯工棚，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工人参军。11月中旬，朱庆隆随军奔赴平江嘉义集结，修铜宜奉游击队被编入傅秋涛领导的“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投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
朱庆隆领导的修铜宜奉白区工作团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中共湘鄂赣省委的充分肯定。当年冬，湘鄂赣省委为加强与发挥修水在边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示成立修水工作团，任命朱庆隆为工作团主任，指示他返回修水，为筹建中共修水中心县委作组织上的准备。
朱庆隆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带领修水工作团，义无反顾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古城旧梦】出品
微信号：gcjm888888
朱旭东：江西修水人，从事检察、纪检监察工作卅余年。业余爱好收集整理撰写革命题材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