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逢山谷先生诞辰980周年，我以宜州人的身份，有幸为电视纪录片《一代宗师黄庭坚》摄制组引路拍摄，还与作为总策划的山谷后人黄露先生深入交流。循着先生当年在宜州的足迹，镜头扫过宜州的青苔石阶，指尖拂过留存的残碑墨痕，将近千年前的文人风骨，与当下这场跨越血脉的寻根之旅紧紧相连。今特撰文追思，忆宗师暮年岁月，叙千年深厚情缘，重现他“去国十年”的孤傲与坚守，更想让先生的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的烟火与时光里，鲜活延续。
黄庭坚（1045年—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北宋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江西诗派鼻祖，位列“宋四家”，是与苏轼并称“苏黄”的文学家、书法家，雄踞两宋诗坛与书坛。他一生卷入新旧党争，两遭贬斥，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宜州郡城南楼，享年六十一岁，后获宋度宗追赠“文节”谥号。
黄庭坚才学卓绝，因性情耿直、不擅钻营，仕途却如一叶扁舟，在北宋新旧党争的浪涛中颠沛流离，终至漂泊无依。23岁以前主要是读书游学及应举，两次“国考”方进士及第，获县尉职；36岁知泰和县；40岁奉诏进京为秘书省校书郎，此阶段为旧党执政，是他的高光时刻，接着升馆阁、神宗实录院检讨官、集贤校理、著作佐郎等，这系列岗位都是编、修、校重要文史的工作岗位，《实录》成，擢升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言行官员，从六品）。他早年曾编修《神宗实录》，以客观笔法记录史实，却被新党扣上“诬蔑先帝”的罪名，列为“元祐党人”，在50岁时，首遭贬谪，先后流放蜀地涪州（今重庆涪陵）、黔州（今重庆彭水）、戎州（今四川宜宾），寓蜀七年，他虽身为“别驾”闲职，却寄情山水与笔墨，写下无数佳作。崇宁元年（1102年），他获任太平州事（今安徽当涂），可短短九天便因旧党身份再度罢官，只能流寓湖北江汉一带。
命运的最后一击，来得还是有些猝不及防。崇宁二年（1103年），黄庭坚为原贬江陵时所居住的承天寺修造佛塔落成后作记，因所作《承天塔记》未将不参加建塔的转运判官陈举名字列入碑文，被其采摘其间数语诬陷他“幸灾谤国”，宋廷震怒之下，将其“除名勒停，送宜州编管”（“除名勒停”即被剥夺所有官籍与俸禄，“编管”等同于“监视居住”，一言一行皆受官府管控，不得擅自离开贬所）。这一次，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终究被推向了人生的绝境，也与千里之外的广西宜州，结下了一段跨越近千年的不解之缘。
崇宁二年（1103年）岁末，寒风裹着细雨，黄庭坚拖家带口十六人一行，从湖北江汉启程，踏上了南下宜州的“贬途”。彼时他一路颠沛，最终走水路经今湖南的岳阳、长沙、永州，进入广西的全州、桂林、柳州再到宜州，全程逾三千里，足足走了五个多月。沿途山路崎岖、瘴气弥漫，他曾在途中写下“烟火一线来时路，第四阳关云不度”的诗句，可以想象这段“贬途”的艰辛与绝望。行至永州时，天气已酷热难当，加之王命期限将至，黄庭坚实在不忍家眷再受奔波，便将妻儿安置在永州零陵县，委托朋友照顾，自己只身前往宜州。崇宁三年（1104年）五月十八日，他抵达宜州贬所（时宜州州治为龙水县，今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站在北门码头下望着眼前陌生的城郭、湿热的空气，心中满是“亲知绝迹，举目无亲”的孤寂，他未曾想，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会成为他人生最后十七个月的栖身之所，更会以最温暖的人情，抚慰他饱经沧桑的灵魂。后来浙大西迁宜山（今宜州）办学时，学者行力在《宜山志略》中曾提及：“王阳明先生亦尝征侗蛮于柳庆（柳州、庆远，庆远即宜州古称），且两公皆由吉安泰和而宜山，与今浙大同其趋向。县城西门外里许，有山谷先生衣冠冢，宜人深被其风。”文中的“两公”，一为王阳明，一便是黄庭坚（曾任泰和县令），两位影响后世的文化宗师和浙大西迁，竟都从吉安泰和出发，最终落脚宜州，这般巧合，也为宜州的历史文化添上了一抹传奇色彩。
作为“编管罪人”，黄庭坚在宜州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六迁居所，每一次搬迁的背后，既有朝廷法令的严苛束缚，也暗藏着宜州人悄悄递来的温情。到宜州报到后，便在城西郊龙溪之畔（今广西轴承厂内）租下了黎秀才的房屋，黎秀才敬其才学，特意收拾出整洁的院落让他暂避风雨，可没过多久，却因“城郊不便监视”被官府勒令搬迁。第二次迁至城东门外的崇宁寺，僧人破例腾出了一间靠窗的禅房，既能读书写字，又能眺望田野，寺内还有沐浴房，条件相当不错，可好景不长，朝廷“寺院不许收留编管罪人之令”传到宜州，又被迫离开。第三次，黄庭坚索性住进东关的一家旅舍，旅舍老板常常主动送些热粥和小菜，仍因“旅舍人员混杂，不便监视”为由而再次搬迁。
半年时间连续三次搬迁，让黄庭坚深深体会到待罪之人的无奈，甚至产生了“永无栖身之地”的迷茫。到了当年十一月，在官府的要求下，他租下了城南靠近集市的一间民宅——虽紧邻集市（今宜州“大市场”），每日能听到屠宰声、叫卖声、脚步声，却也难得清净，他便为这间小屋取名“喧寂斋”，其之前寓居宜宾时心境颇为沉郁，名其居室为“槁木寮”“死灰庵”，表其心如槁木死灰。今在宜州则取“闹中取静，寂中寻安”之意，也暗合了自己“身处喧嚣，心向淡然”尚可居住的心境。
真正的转机，始于宜州太守党光嗣。党光嗣虽身为地方最高官员，却素来仰慕黄庭坚的才学与品格，深知他是因党争遭贬，并非真有“罪”，于是，他表面上遵循朝廷法令，暗中却处处关照黄庭坚，得知黄庭坚在“喧寂斋”居住不便，便悄悄帮他物色了城东南小南门附近（今宜州小十字街往南大市场口城脚巷东巷口）的一处新居，不仅院落宽敞，还靠近水源，便于读书写字和沐浴。
到了崇宁四年（1105年）五月七日，党光嗣又以“南楼视野开阔，便于官府照看”为由，帮他迁至郡城正南门上的南楼（今宜州大十字街往南大市场西北面城脚巷西巷口），该楼作为城门驻守、瞭望军情的重要军事建筑，非常安全，地势高旷、光线明亮、视野广阔，通风性能好，是身有湿热体质的先生最为中意的住所，之前就曾经“卧于南楼终日”，特别宜于读书、作书、饮宴、唱和，成了黄庭坚人生最后时光的居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初到宜州的日子，是黄庭坚一生最窘迫的时光。“除名勒停”让他断了俸禄，多年贬谪早已耗尽家财，孤身赴宜时更是“阮囊羞涩，身无余钱”，有时甚至要靠向亲友贷钱度日，他在《宜州乙酉家乘》（以下简称《家乘》）中曾提及“贷钱贴”，便是当时的借债字据，后来这张字据因是先生亲笔被宜州人视为珍宝，刻之于石，世代保存。更难挨的是精神孤寂，朝廷“党禁甚严”，明令地方官员、百姓不得与“元祐党人”交往，基本上是门可罗雀，只能闭门读书、作书、饮茶、参禅等打发时光，偶与远朋书信往来诉说苦闷，他曾在诗中写道：“遣闷闷不离眼前，避愁愁已知人处”，道尽了彼时的孤独与无助，连避愁之处都无处寻觅。
这般困境，直到兄长黄元明的到来才得以改变。黄元明时任萍乡知县（今江西萍乡），得知亲弟被贬宜州的消息后当即辞官，日夜兼程，于崇宁四年（1105年）春节前几天赶到宜州，感情笃好的兄弟久别重逢，相拥落泪，这份情谊成了黄庭坚最坚实的慰藉。黄元明以“前朝廷命官”的身份按照官家礼数拜访宜州地方官员，按宋代礼制，地方官员需接待卸任的朝廷命官，知州党光嗣、州判余若著、掌管狱讼的州司理参军管及（字时当），便借此机会，带着一帮同僚下属，先后来到黄庭坚的住处拜见黄元明，实则是借机与黄庭坚结交，党守特备宜州特产八桂酒，早年发愿“戒酒戒肉戒棋”的黄庭坚，也因这份热情破了戒誓，宴席之上，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兄长在宜州陪伴一个多月，这段时光成了黄庭坚在宜州最快乐的日子，兄弟二人每日一同饮酒、吟诗、作画，还游遍了郡城附近的名胜古迹，他悉数记入笔记，宜州的青山绿水，抚慰了他漂泊的倦旅之身，也渐渐抚平了他心中的褶皱。
即便身处贬谪，黄庭坚仍未失文人雅趣，抚琴弈棋，是他日常的消遣，柳州抚琴高手欧阳佃夫、宜州的将官许子温常来南楼抚琴，《家乘》记载：“七月十五日 庚戌，晴，子温来弄琴数曲，秦禹锡惠牂柯酒，殊可饮，全甫、允中、信中、月下饮牂柯酒一壶”，便是当时文人雅景。弈棋方面，他棋艺高超，在宜州仅有区叔时与袁安国两人能与之匹敌，每每对弈，往往是黄庭坚胜多负少，几无对手，他称赞宜州人“输棋不输心，实在”。诗词创作，是他情感的寄托，也是留给这片土地珍贵的遗产，赴宜州贬途五个多月，他写就63首诗词（其中诗57首、词6首），满是人生感慨。居宜一年多，留存下来的21首（诗14首、词7首），却篇篇精品，如《虞美人·宜州见梅作》与《南乡子·诸将说封侯》等几首最是流传，至今人们还广为吟诵。
作为“宋四家”之一，黄庭坚在宜州共创作5幅书法作品，每一幅都是珍宝。宜州通判余若著最早与他结交，冒风险送两个儿子夜访学书，还请他以行书默写《后汉书·范滂传》，黄庭坚默记于心、一气呵成，逾千字仅误二三，这幅作品是其寓宜代表作；太守党光嗣也送子党伯舟拜师，地方百姓求赠书法墨宝更是无数。凡其墨宝，均被宜州人视若瑰宝，后来官府建“清风阁”收藏其书碑刻，可惜数十年后阁废碑佚，部分作品甚至碑刻都被官府收藏带走，《范滂传》更在抗战时曾流入日本，如今在宜所书作品已寥寥无几，更显珍贵。
黄庭坚仙逝后，宜州人敬称他“谪仙人”，视其为文曲星，自发在南楼设祀，这是山谷祠的雏形。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官方首建山谷祠，开启官方祭祀；三十余年后，州学教授兼摄州事（代理知州）的张自明斥44万银钱，在他初租地（今广西轴承厂旧址）建“龙溪书堂”，前面为山谷祠，其中供奉 山谷先生石刻像和周公、孔子、孟子画像，后面设龙溪书院，招收学生教授学问，以山谷先生的品格与才学激励振兴宜州教育，项目规模占地40多亩。明清两朝，山谷祠修缮重建不下十次，建有衣冠冢，置百亩公田，收入供祭祀与办学。抗战时，日机炸弹落于祠中却未炸，宜州人皆叹“山谷有灵”，祠宇核心得以留存。1986年，政府将蜷缩于工厂内的山谷祠，迁至白龙公园会仙山下重建，修复衣冠冢并对外开放，宜州有山谷路、山谷高中，让这份纪念延续至今。
（参阅资料：张艺兵主编《宜州历史名人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