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表示，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债权人，但由于美元贬值，2006年~2009年中国这个债权人账面损失约5000亿美元。逼迫人民币升值，其实就是掩盖美元滥发进而贬值的事实，这直接侵犯了债权人的利益，美元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会遭到债权人的抛弃。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位置似乎颠倒了，倒像是中国欠了美国很多钱，而美国这个债务人对中国提出种种要求。”他说，“是到了债权人拍桌子的时候了”。

　　宋鸿兵经常把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同1929年的大萧条相比。在他看来，美国经济是被债务绑架了。1929年与2009年最大的共同之处，就在于美国经济的负债与GDP的比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1929年，美国总负债占GDP的300%，整个国民经济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下崩盘；而2009年，美国的总债务已近GDP的400%。

　　美国的债务不仅仅局限在国债，而是整个美国的政府、企业和私人对银行系统的总负债。2008年美国总负债规模已高达57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104万亿美元的医疗、社会安全等隐性政府负债。2006年，这个数字仅为48万亿美元。也就是短短两年间，美国GDP从13.1万亿增加到14.2万亿美元，债务却增加了9万亿，债务增长速度是GDP的8倍。

　　借新债还旧债，但债却越借越多。宋鸿兵说，美国政府的“量化宽松”，就是通过借更多的债，来解决当前的债务危机，“这就像推石头上山，他们提供的货币越多，上的坡越长，也越陡”。

　　事实上，贬值和通货膨胀，对于美元这个“欠了一身债”的货币来说，似乎很是受用。在货币战争硝烟弥漫之时，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张茉楠在《瞭望》刊文称，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潜在意图就要使财政赤字货币化，再次抵消债务成本，美国反而可能是这场“货币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该文认为，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可谓“一箭多雕”：既想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实现内需疲弱下的经济复苏，又想让人民币升值稀释债务，寄希望于通过美元货币贬值实施一次中美之间财富的“大挪移”。对此，中国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准备。

　　11月5日，在央行行长周小川发出了“热钱”警报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就在一次媒体吹风会上对美联储的行为表示“担忧”，他说，“一个国家的财长说过，滥发钞票就等于变相操纵汇率。”

　　他进而表示，美国的货币政策会产生“溢出效应”，如果美国一直执行这种政策的话，恐怕不仅仅是“溢出”的问题，最后还会成为“洪水”。

　　票子毛了，钱包瘪了

　　泛滥的“美元洪水”没有挽救美国经济，反而在冲击着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堤防。

　　针对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一时间发出警告，过量的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将推高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币汇率，进而影响这些国家出口，同时催生资产泡沫。他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当前汇率争端的乱局，并造成很多国家被动进行干预。”

　　张茉楠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这场“货币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如今，流入20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游资，无论速度和规模均超过金融危机爆发前。2009年4月至今年上半年，国际金融资本流入这20国的年均规模达5750亿美元。其中，2010年上半年进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78.6%都流向亚洲国家，对这些国家货币构成升值压力、埋下通胀隐患。数据显示，20个新兴经济体中有近2/3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值，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极大。

　　这其实回答了北京菜市场上那位钱阿姨提出的疑问。“热钱”从太平洋彼岸袭来，它一边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炒高了粮食价格，并传导进国内市场；一边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的楼市、股市，炒高房价、股价。那些只有工资收入而缺乏投资渠道的老百姓，就会发现“票子毛了，钱包瘪了”。

　　“热钱进入新兴经济体总是一个泡沫。我想不出来有什么例外，每次都是这样。”谢国忠称，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呈爆炸性增长，从12万亿元上升到70万亿元。中国工业的高增长确实消化了部分增量，但更大的部分进入了高估的地产市场。“一旦资产价格正常化，钱就会一泻而出，贬值就不可能避免。”

　　并非只有中国面临这种“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困境。印度央行今年已经第六次加息，其通胀指数连续6个月维持在两位数水平。

　　财经评论家张庭宾称，中美之间形成了“中国人劳苦、美国人享福”的循环关系：中国人苦干，用极其廉价的劳动和资源制造商品，输送给美国，美国则印纸币来换；中国人获得了美元，积累成外汇储备，又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美国人再用这些钱享受廉价的中国商品（贸易顺差），到中国投资（FDI）；外商投资和贸易顺差导致国内发行更多人民币，物价就越来越贵；美资企业在华获取丰厚利润，并向美国出口更多商品……而最后，美联储还要在滥发钞票之前给人民币扣上“操纵汇率”的帽子。

　　人民币要为人民服务

　　欧洲太平洋资本投资公司总裁彼得·席夫说，即便美元涨跌还有反复，但从长期看，“把本国的货币和美元绑在一起，就像是把自己的船绑在泰坦尼克号上。”

　　11月中旬，G20峰会将在韩国召开。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称，在这个全球金融秩序极度混乱的时刻，中国必须警惕“广场协议”的中国版——峰会议题再次“被设置”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某些国家可能针对中国经济政策采取“联手行动”。

　　她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倡导，“哪一种货币币值稳定，就支持其为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应该成为中美贸易、中欧贸易、中日贸易和大宗商品贸易的结算货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表示，改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势单力薄，只能好自为之，应该“去努力构筑防范外部冲击的‘防火墙’”。

　　这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专家强调，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中国货币当局要“保持清醒”，一定要学会“以我为主”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