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记者就是一支温度计 (作者：陈小华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一个记者就是他（她）所供职的那个传媒平台为观众、读者找到的一支温度计，不同的温度计，测出的温度不同。   

    财经主播当得好好的，她偏要从演播室跳出来，说是做记者；衣着光鲜，却偏偏要往那最穷最偏远的艾滋村里跑，并把这活儿当成一件乐事。   

    凤凰的主持人走到哪儿都风风光光，她不，她更愿意别人称她记者，而不是主持人；她硬是要往自己孱弱的肩头揽一些责任，扛一点担当。   

    2005年的元旦过后，凤凰台多了一档新闻调查类节目，她是惟一的出镜记者。节目叫《社会能见度》，凤凰的介绍称，围绕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主题，层层追查，毫不留情，敢于触碰灰色地带和具有争议的问题，对其进行深入解剖分析，抽丝剥茧，用另类的角度呈现事件真相，并带来深刻的思考。   

    这听起来着实像是一场战争。也实在难以把这沉沉的社会责任感同眼前这位清秀灵动的北京女孩联系起来。   

    但曾子墨，她的节目和她的人一样，总是能给你带来惊喜，带来极大的心理反差。   
那次采访我特没用   

    同曾子墨见面的那天下午，她采访张海。这是事隔两年后，她第二次采访张海，健力宝股权纠纷事件中的核心人物。   

    子墨担心张海说假话，所以一上来，她的第一个问题就咄咄逼人：我来之前，很多同行都劝我放弃，因为他们说，张海说话不坦诚，这次采访，你能坦诚点吗？张海说，当然。子墨说，我怎么相信你的话够坦诚呢？张海说，今天我们会真实地进入一段历史。   

    尽管无法判断张海每一句话的真诚度，但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开局，采访顺利而出彩。子墨不贪功，她说那第一个问题是朋友帮着想的。   

    而2003年2月同样是对张海的采访，却让她觉得特沮丧，觉得自己特没用。那时她刚开始做《财经点对点》。她问到了这位曾经的“气功大师”的个人身世上去了——那个时候还没特别注重采访技巧，只想按着自己的逻辑问——采访进行不到一半，就把这个敏感问题抛了出来。之后，连续三个问题，张海都闭口不答。子墨有点急了。我的信仰没事儿，张海说，然后笑笑。那为什么大家都叫你老师，而不是张总？张海“蹭”一下便站起来：你要这么问，咱们这个采访就没法继续。作势要走。劝住。顿一下，张海说，我只能跟你谈健力宝。   

    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子墨再劝，堆着笑说，抱歉，实在抱歉，采访还得继续下去，云云。继续谈下去的条件是，把先前拍下来的带子毁了。再坐下时，情绪已经不对了，先前交锋的感觉找不到了，好像也把握不住谈话的方向了，压不住了。再接下话茬时，脑子已有点乱了。片子剪出来后，问答的逻辑性很混乱，觉得特别失败，深深地自责。   

    两年后再见张海，还是从前一样的和颜悦色，媒体上那经典的笑，很有风度，把持得很好的那种。再谈个人问题时，子墨问，为什么你不再回避这个问题了？张海说，当年你是以一个财经记者的身份来采访我的，今天似乎跟财经没太多关系了，我更愿意谈一些。   

    所以采访确实是一个特见功力的活儿，子墨说，之前当然得准备，看很多很多的材料，但一些追问的、评论性的、感受性的小问题，从现场跳出来的好问题，得靠平时的积累，你没有办法预料他会怎么说。   

    所以凤凰的节目，比如杨锦麟先生的《有报天天读》，比如陈文茜的《解码陈文茜》，都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来自外界的帮助比较少，不像《焦点访谈》，有一个庞大的班底。很多时候要靠自己把握。子墨觉得这样挺好，锻炼人。   

    压力？没有，你看我，像压力大吗？我没什么压力，要真有，就是事儿特别多。我会有焦虑感，可能老是处于一种不满意的状态，刘春，主管我的节目的头儿，他说你怎么老是那么急。我觉得还行啊，但不知为什么，就老是对自己的节目不满意。   


    离开华尔街，加盟凤凰   

    2000年末，离开华尔街，离开摩根士丹利，加盟凤凰卫视。此前曾子墨对新闻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在美国时，顶多看看《华尔街日报》，新闻只停留在攫取信息的层面。   

    来到凤凰，以为还是做老本行，做投资，只要不掉价就行，行有行规。没想刘长乐让她做了主持人，她甚至都没弄清楚记者与编导之间有什么差别，就做上了资讯台的主播。子墨说这纯粹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让她进入了另外一个现实世界。她总说上帝对她是有偏爱的，她拿自己与艾滋村那些小女孩比，生长在大城市，受过很好的教育，赴美留学，在华尔街做分析师，然后主播、记者，太顺了，太幸运了。真的是命。   

    财经主播也做得风生水起，经常与政经名流面对面，良好的专业背景给了她莫大的帮助。有一天，梁冬对她说，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反叛精神。喔？是吗？子墨盯着他。你一定受了胡舒立的影响，梁冬下判断。细细琢磨，是啊，在对媒体还一无所知的时候，第一个与自己一起工作的人就是现任《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对任何事情都持质疑的态度多少都有她的影响。   

    子墨常常会对采访对象说，你不要害怕这个问题，如果足够坦诚的话，就去面对它，澄清它，还自己一个清白。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就接受不了，子墨说度的把握很重要，怎么让他舒舒服服地说话，而不是站起来，转身就走。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还欠火候。芭芭拉·沃特斯，美国abc《20/20》时事节目的女记者，采访过莱温斯基，子墨觉得她很厉害，能给采访对象创造出任意的、自由的表达空间，很是佩服。国内的？王志，王志算一个。   

    李小琳，中电国际董事长，国务院前总理**的女儿，她愿意接受凤凰采访让曾子墨很意外。那期节目外界评价颇高，子墨也有一丝得意。她的问题也是她的好奇所在：作为一个前国家领导人的女儿，现在又在从商，为什么要抛头露面啊？无论是打太极拳也罢，回避也好，李小琳始终面带微笑，保持着良好的风度。   

    接受子墨采访时，中电国际在香港挂牌上市仅仅两个星期，不能否认这是公司公关策略的一部分，但曾子墨不想也不能成为其公关活动的道具，她的设问逐渐敏感，却有礼有节——没有父亲，你能坐到现在的位置吗？李小琳仍旧微笑：也许吧，但有的人就是阿斗，你给他坐这个位置他也坐不好，我抓住了机会，也证明了自己。   

   除了李小琳的身份敏感之外，事实上采访这样一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对曾子墨而言是最熟络的一种套路，她不觉得会太难。当然也有她把握不住的，比如有一次取道云南采访李昌平和他的乐施会扶贫项目，同乐施会的工作人员很容易沟通，与当地农民交流时就障碍重重。如何让他们谈出对乐施会前后带来变化的理解，真是费力啊费力……   

    她是想在节目里表达些有内涵的东西的。   

    子墨对新闻有自己的理解：做媒体的人不能仅仅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政经事件、社会中的大事，不只是感兴趣，要更多地参与其中，通过他所拥有的话语权力把它传播出去，以产生影响。   

2004年给凤凰惹麻烦最多   

    打《能见度》年初播出后，子墨和她的节目形态彻底“变脸”了。其实早在去年还做《财经点对点》时，她就酝酿调整，开始走出演播室，渐渐加大对社会民生题材的关注，她把视野放到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放到了城市拆迁，放到了艾滋病村，那些可爱的艾滋志愿者，那些可怜的艾滋孤儿。他们具有更高的关注度。   

    搞金融的朋友说，这与财经有什么关系呀？怎么没关系呢，子墨急了：为什么不能用财经的视角关注社会问题呢，为什么不能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财经现象呢？转型，突然，一下子觉得世界宽了很多，不明白的东西又多了很多。她是喜欢挑战的。   

    最有挑战性的莫过于去年5月造访河南艾滋村，同艾滋病人握手、吃饭，与政府部门对峙、冲突，子墨不愿意谈这些事，不愿谈并不是不想谈，这期节目给凤凰带来很大麻烦，遭受很大压力。在年底的一次总结会上，子墨调侃说，她可能是2004年给凤凰惹麻烦最多的记者。此言不虚，但台里没给她任何压力，更多的则是鼓励。她说，所以日后更得要讲技巧。   

    她会暗暗地向《南方周末》的记者学习，暗访呀，斗智斗勇呀什么的。去年初，她就学着《南方周末》的记者，偷偷跑进了四川德阳的一家监狱，见到了服刑的原亿万富豪肖安宁。这个时候，她感慨啊，她有一种想说话的冲动，这种个人的悲剧故事，个体遭遇的不公平，其实反映了很多问题，不仅可以说故事，而且还能讲道理，情感方面能受到感染，又有着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这类题材是曾子墨偏好的，一接触到这样的人物样本，她就有做好它的冲动。比如2003年底采访孙大午事件，从头到尾，子墨一直很投入，她发现孙大午身上有那种难能可贵的、挺特别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是同现实环境相脱节的，却让她看到了一种希望。直到今天，她同孙大午时有沟通，电子邮件，或者手机短信。一个报道能让她思考的东西其实很多，即便已离开新闻现场很久。   

    子墨的意思是，她喜欢以人物的故事作为载体来反映一个问题，或者，观照制度背景下的个体命运。凤凰做人物的节目很多，《冷暖人生》呀，《鲁豫有约》呀，曾子墨的想法是，从个体的命运或一个群体的生存现实，做出背景或机理，而不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所以有时候她会“哐”地跳出来，不由自主地，哇啦哇啦地，说她自己想说的话，通常是，“我觉得”，或者“我想，我认为”……副台长刘春，她的节目的头儿，就老是说她串场过于感性化，糅进了太多的个人感受。但子墨认为，采访时问出所有疑问，不留遗憾；串场时，得体现自己的角度和立场。   

    情理分明。人文关怀，又理性思辩。   
    更喜欢做记者   
    刚到凤凰时，曾子墨是想把那档股市的节目做成中国的tnbc的。在华尔街时，她就老看tnbc。为了摹仿，她向老板提议，不坐主播台，就在办公桌前面放一台机器，其实那个布景很难看，她的形象也特别不好，但她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她坐在机器后面，吧啦吧啦地讲七八分钟，早晨各大银行的报告，早晨各家报纸的财经信息。后来就觉得不行，股市这节目根本就没法生存，它不是凤凰和今天中国电视的优势。然后就放弃了，那是她新闻从业的第一次转型。第二次转型她只想告诉观众，我是一个记者。   

    第一次采访，对象是即将上市的中海油老总卫留成，问的都是专业的、财经的东西，播出来也就10分钟的样子，没觉得什么特别，好像也没感到什么紧张。因为，资讯台刚开播，看的人不多，另外一个原因大家也知道，没干过电视，做不好大家也能原谅，就是无知者无畏啦。   

    子墨是按个性生存的，抛开华尔街分析师不做转而干电视，主播不当，偏来跑记者，似可为佐证。所以她说依她的个性，更喜欢也更适合做一名记者。记者能亲临现场，和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面对面，接触第一手材料，有一手感受，不是坐在演播室里，同经济学者纸上谈兵。她明白这两者的差别了，记者的经历能丰富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多元了，让一个人的阅历和体验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起来。   

    她不否认自己对记者这一职业的理解是偏个人色彩的，一如她做的节目。她说她其实没有那么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就是喜欢记者这一角色，它能带来满足感，比坐在演播室里空谈更能给人、给社会带来影响。更重要的是，新闻现场给她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平台，能表达自己的看法。   

    总是有观众提出意见，曾子墨衣着鲜艳跑到贫苦的农村，反差太大。子墨苦笑：关注农村，就一定要出身农村吗？   

    第一次到农村去，是在去年二三月间，跟着经济学家王士义、温铁军下乡，冷，不是一般的冷，拍片子的时候，脸是僵的，说不出话，脚冻得生疼……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这跟以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新闻专题片《我们在朝鲜的日子》给曾子墨带来很大的声誉。2003年底《南方周末》颁给她一个“新闻边界突破奖”：一个生于70年代尚未开放的中国的女记者，在尚未开放的朝鲜看到了似曾相识的现实，而这现实也同样勾起了观众的复杂记忆，曾子墨等人采访制作的此电视专题报道，让观众得以一窥朝鲜的真面目。   

    如果今天再让我去的话，我觉得会比当时做得好，子墨承认，当时有点不懂，虽然阅读了大量资料，作了充分的准备，还是觉得拿捏不了，把握不好。子墨后来写的解说词，就成了个人的、感性的，她当时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只是想着把一些感触最深的重新捋一遍，因而留下太多遗憾。   

    所以曾子墨说她的片子里是有她自己的，尽管她不作结论，但她的所有问题都有清晰的指向。她说一个记者就是一支温度计，不同的温度计，测出的温度不同。   

   失去新鲜感就不做了   

    美国的经历其实给子墨带来很大的影响，她学会独立地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她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对本土的政治、社会、文化了解不够，涉及到现有制度深层次的解剖，离游刃有余的理想状态还是挺远。   

    同几年前相比，子墨说她变得冷静了很多。人不能永远靠激情去生活，工作也好，情感也罢，激情不可能无限制地释放，敬业比激情更重要。   

    《财经点对点》时，坐在你对面的是政府高官、企业家，现在是拆迁、艾滋病、农村公共卫生问题等等，你自己的想法？   

    在凤凰，没有自上而下的命令。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慢慢着手。转折点大概是在2003年底、2004年初，开始关注农村问题。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受，原来这个国家不全是北京、上海、广州，原来更多人的生活是那样苦的。   

    “从来不知道中国还有那么苦的地方”的曾子墨能把这个节目做好吗？   

    类似的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兴趣和努力吧。当然我们的节目现在还很不成熟。   

    这个节目最可能的失败是什么？   

    我没想过！憧憬不好吗？   

    新闻观？    

    所有的工作，都是自然而然地投入，一个经验，一种积累。新闻观？它应该不只是简单的资讯吧，还应该揭示真相、还原真实。   

    新闻工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国家兴趣的真正培养。   

    从新闻中获得了什么？   

    自由、快乐，当然还有自我的转变。现在看一个北京街头的打工者和刚从美国回来时，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我根本就看不到他们，而现在，我真的想了解他们的生活。   

    如果对新闻失去新鲜感？   

    我喜欢新鲜。离开投资银行最主要的是失去了新鲜感。失去新鲜感就不做了。刚到摩根士丹利时，一进去，特别喜欢，得一辈子做下去，但是没几年，太重复，太累，厌倦了。现在不一样吧，做电视的时间要比做投资银行长。新闻总是未知的，大概也总是新鲜的吧。   

幸福吗？   

    还挺好。最重要的是开心。我没有远大的理想，我开心，身边的人开心，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