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专意揭示中国问题的小说相比，樊健军的这部小说的中国问题意识反到更令人印象深刻。它围绕一件莫须有的假种子案，通过扎实、细密、可信的叙事，揭示出中国农民的自私与狭隘，以及部分国民对科学和真理的无视。小说从一个漫不经心的角度写出了当下中国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问题，接续了鲁迅当年的思考。它再次说明，现代启蒙运动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国民性改造依然任重道远。正所谓鲁迅是常读常新的，樊健军观察到的问题具有一种顽固的历史连续性和典型性。这位农技站干部是被冤枉的，他卖给农民的种子其实是优种，但技术要求高，由于一场寒露风的原因，农民歉收，引起了农民对他的毁灭性的报复与迫害，无论他怎样自证清白，提供多少科学依据，都是徒劳。甚至那些没有使用他的种子的农民也谎称受害。小说呈现了一个人在真理与大众利益之间的选择困境，它揭示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无论你拥有多少正义和科学支持，一旦你触动大多数人的利益，你的正义就一文不值，也就是说，你要想博得群众信任，必须牺牲科学和真理。这种价值观显然不是理想的社会形态，甚至与我们的目标相悖。因此，这部小说的意义在于重申了在现代环境下国民性改造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文学》副主编 原文载3月23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