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时期，修水长茅余家是当地旺族，史料记载，仅宋朝修水长茅余氏就有进士53人，其中榜眼1人，探花2人，丞相2人，尚书8人，曾被皇帝御封“一门三太守，四代五尚书”，有“兄弟九人同登龙虎榜”的美誉。南宋末期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著名的抗蒙将领，官至兵部尚书、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的余玠就出生在修水长茅。 

　　一首清词入幕府 

    余玠（1206—1253），字义夫，号樵隐，又号执恭，父亲余绍立为当朝举人。余玠自小聪明，勤奋好学，启蒙于其父任教的长茅青青轩书院，后转县城濂溪书院（周敦颐创办），1221年进庐山白鹿洞书院，列李燔门下。余玠在白鹿洞书院时，因“殴一茶翁致亡”，身负命案逃亡湖广蕲州，投靠其弟余璇。为避嫌，隐其分宁故籍，自称蕲州人氏。 

    负罪逃亡的余玠，目睹了蒙古侵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秋，余玠以一首《瑞鹤仙》词拜会时任淮东制置使的赵葵，毅然投军效国。赵葵深为感动，收余玠入淮东幕府上客，授“进义副尉”。 

　　八年抗蒙初试才 

    余玠自1234年秋进入赵葵幕府至1242年在江淮抗蒙八年，屡建奇功。 

    1234年，余玠为赵葵出谋划策，出色完成了江淮战场“强边、固本”的任务，受赵葵所重用。1235年，蒙军南侵，直捣蕲、黄，余玠因父亡正在服孝，毅然带孝率军抵抗，击退了蒙军的进攻。次年2月，理宗下诏嘉奖，提任宣教郎、襄阳府通判兼京西置制司机宜文字制，为名将孟珙“参画”军务。1237年10月，蒙军侵安丰，赵葵指挥各路援军“协办捍卫”，蒙军溃败，余玠立大功，以“权发遣招信军”兼制司参议官，授京官工部郎官。1238年，蒙军八十万围泸州未遂，改东窜滁州，余玠率招信军赴援，不料蒙军又转攻长县，余玠回军猛击，蒙军大败，此战之胜，理宗又一次下诏嘉奖。 

    是时，蒙古控制了河南三十余城，并广制军器，大造战船，图谋“镇抚中原”。宋室惶恐以极，任余玠为总领，派精锐水军潜入河南腹地，转战汴、洛数州，以寡敌众，毁其造船设备，全师而还。余玠因此连进三秩，1240年升淮东制置司节制招信军，兼知淮安州，十月主濠州、淮河南北的防务，节制江苏应天、安徽宿州等地军马，成为淮东战场的重要指挥者。1241年，蒙军攻破安徽寿州，余玠为解安丰之围，经四十天会战，终使蒙军败退。余玠以淮东提刑立战功，官拜大理少卿，升淮东制置副使。 

　　临危受命许豪誓 

    1242年5月，余玠奉命入朝奏对，针对时弊提出“必使国人上下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率孚，天人感格”；针对用人制度提出：“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致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深得理宗赞赏，遂调余玠入川委以宣抚之责，当年改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负责四川防务。当时因南宋王朝寄托于“蒙宋议和”，以求苟安，全川州郡十之八九已入蒙军铁蹄，余玠就是在四川不守、京湖危急、临安难保的紧急关头临危授命，深知此行是以收复失地为己任，在举行“陛辞”典礼上，他面对理宗许下了“愿假十年，手挈全蜀之地，还之朝廷。” 的气壮山河之誓言。 

　　十年治蜀建奇功 

    余玠赴川后，轻徭薄赋、革除弊政，整顿军纪、除暴奖贤、广纳贤良。1244年制定了《经理四蜀图》，完成治蜀纲要：一、起用地方势力，动员流散力量回川。二、建立山城防御体系，据险筑城，以步制骑。三、建立了耕战结合的地方行政组织体系，实行人民战争。四、确定钓鱼山的重要战略地位。五、接纳杨文“守蜀三策”：上策为御敌于蜀门之外；中策为择险建城以抵抗为根本；下策为保江自守，纵放来去。 

    针对蒙古军骑术精良，善于野战的特点，采取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方略，依山为垒，据险设防，屯兵储粮，训练士卒，逐步建成以重庆为中心，星罗棋布，互为声援，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梯次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依靠新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余玠屡败蒙古军，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四川抗蒙形势日益好转，为以后抗蒙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1246年，蒙古分兵四道入蜀，余玠凭山险制骑，屡出奇兵，英勇作战，打退了蒙军的多次进攻。1248年，余玠守蜀有功，被任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1250年，余玠调四川各路精锐北伐，三战连捷。1252年，余玠率军击退进攻嘉定的蒙古军。 

    在山城防御体系中，钓鱼城是其核心和最为坚固的堡垒，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具备长期坚守的地理条件及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川边之民多避兵乱至此，钓鱼城因此成为兵精食足的坚固堡垒。在余玠死后6年的“钓鱼城之役”中，它成为蒙古军队难以攻克的堡垒，蒙哥汗战死，导致蒙古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蒙军的第三次西征停止，使宋室得以延续20年之久，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因此钓鱼城之战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中国范围，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现中国军事博物馆制作了钓鱼城古战场的沙盘模型，以展示其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 

    十年间，余玠由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升兵部尚书、四川制置大使，经华文阁侍制，进徽猷阁学士，再进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功高一时，官盖一世，因此也引起了同僚们的妒忌。*臣谢方叔、徐清叟诬其“持治蜀有功，拥兵擅制，阴蓄异志背叛朝廷。”理宗听信谗言，于1253年5月17日至6月13日，连颁三道金牌召回，余玠自知命运不济，抑郁而疾，6月26日，逝于任所（一说被迫服毒自杀），全川军民得其讯含泪相告，悲痛致极。一代枭雄抱恨而终。（撰文/谢小明 余昌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