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栏目
修水网 • 首页黄庭坚传 • 正文

第九章:苏黄唱和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山谷

第九章 苏黄唱和

  黄庭坚自拜入苏轼门下后,便以通经达史之博学和蜚声海内外的诗文作品,一跃成为仅次于东坡的苏门学府中坚台柱。他非蜀籍人士并声称从不结党,仍理所当然地被外界列为蜀党的二号人物。虽然他的官职比向来不喜动声色的苏辙差了一大截,但文学界与官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看实力、靠作品说话,从不以谁的官职大小和地位高下而论“英雄”。

  说实在话,苏辙能位列“三苏”、乃至“唐宋八大家”之列,或多或少是沾了点父兄的光。黄庭坚与之比硬实力,除了散文一项两人各有千秋、互有长短之外,其余如诗歌、诗文理论、词曲、书法、音律、绘画鉴赏等,山谷无疑都在子由之上。

  黄庭坚与苏轼从早年订交到京城同朝为官,经历了十多个春秋的考验,到元祐元年二人终于在京城相逢,从此苏、黄并称于世。两人政治上同声相应,学问上相互砥砺,可谓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上承李、杜(李白、杜甫),下启辛、陈(辛弃疾、陈亮)之牢不可破的友谊,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不同凡响的灿烂篇章。

  元祐元年四月,朝廷面向全国选拔政事、文学、史学、行谊方面的人才,经过层层筛选,被荐上来的13人召试学士院,由翰林院学士苏轼亲任主考。结果毕仲游、张舜民、晁补之、张耒、廖正等以优等入选馆阁之臣。

  馆阁之臣虽为中级朝官,官衔、待遇不算太高,但非学问大家不能充任,故向来被天下文人视为可光宗耀祖的一项殊荣,其名誉可类比或相当于后世的国家科学院院士。就算是你才学不足以充其任,但顶着这道耀眼的光环,吃香的、喝辣的不说,就是与人相见时递上这大名头的名片(倘若能在大名之后的括号中加注相应的官衔级别,或虽为副职而加注“主持工作”之类的字样,效果会更佳),足以唬得不明就里的对方毕恭毕敬地叩首,连称仰睹尊颜而三生有幸的。

  京城馆阁史局人才荟萃,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为其中翘楚。在他们周围又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大家共同尊奉苏轼为盟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门下渐有所谓“四学士”之名,即已入馆阁的黄、晁、张,再加上秦观。秦观于元丰八年中进士,次年由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后以善婉约词而名列“四学士”之次席。

  大名鼎鼎的“苏门四学士”之外,另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即所谓“苏门六君子”。此外,在苏、黄的吸引或举荐下,还有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廖正一、李禧、董荣组成的所谓苏门“后四学士“,以及邢惇夫、王定国、王直方、刘景文等一批俊彦皆聚集于朝。难得的历史机遇使他们在元祐初年走到一起来了,在承担朝中各自的职掌以及密集的交游唱和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造就了北宋文坛又一空前的文化盛况。

  元祐文学的兴盛得力于苏轼勇于担当、主盟文坛。其一生之中,始终如提携过他的前辈欧阳修一样,也是以培养和扶持文学后进为己任的,尽全力去发现、支持、提携文坛新人。苏轼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兴盛需要依靠群体力量,故注重把文化精英和可塑青年文学人才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期仰仗集团优势和梯队接力来推动北宋文学的振兴和繁荣发展。

  黄庭坚之名震京城,正是由于苏轼不遗余力的推荐、游说、鼓吹和极口褒赏。如苏轼《举黄庭坚自代状》云:“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按照宋代官制规定,官员因事暂离某职,可举人自代。苏轼举黄庭坚代理其翰林学士之职,由于政敌的反对而未能如愿,但足以见对黄庭坚才学的首肯和信任。

  又如《宋史·晁补之传》:“十七岁从父官至杭州,粹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其弟晁咏才,少有异材,晁补之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

  再如《宋史·秦观传》:“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邵博的《见闻录》里所说的一则事例:“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从以上苏、黄的一席对话中,不难看出苏轼、黄庭坚作为一代文学大师,是如何不遗余力、循循善诱、呕心沥血地提携和奖掖后学的。正是他们的这种甘当人梯的精神,才促使元祐时期大批文学精英的脱颖而出。

  公暇之余他们常在一起游集宴乐,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大畅平生师友之情。当时,苏轼的私邸类似于一个文学沙龙,苏门中众明星时常相聚于此对诗文品评切蹉,每每在调侃笑谈中表达自己的见解,不时迸发出机智幽默的火花。当然,在此类文学活动中,苏、黄不仅是发起和组织者,自然还得在其中扮演主角。

  由于环境宽松,苏、黄与众文士的品评言论相当自由,沙龙往往演绎成各抒己见、各显其才和各家争鸣的良性互动。南宋笔记体文学家吴曾称苏门“四客各有所长。鲁直长于诗辞,秦、晁长于议论”,还引张耒诗曰:“长公(东坡)波涛万顷海,少公(子由)峭拔千寻麓。黄郎(山谷)萧萧日下鹤,陈子(师道)峭峭霜中竹,秦文(少游)倩丽若桃李,晁论(补之)峥嵘走珠玉。”(《能改斋漫录》卷十三)

  在儒学居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儒、道、佛兼容通融是宋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撇开党争纷议来说,宋朝文人的文化结构大都有此特质,苏、黄及门下弟子亦然。他们都是本于儒学又濡染道、释的,未入仕即以居士自命,以道艺处士自期;居庙堂之高,则以自由人格自重,以通晓佛理自慰。苏、黄的友情和默契,就在于他们政治思想、人生观、宇宙观的相同或相近,才能做到所谓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一般认为苏、黄政见上均略偏于保守,故一同被视为反对变法的旧党中人物。但与众不同的是,尽管他们都是新法反对者,但在任地方官职时,他们对于新法中的一些明显有利民众的举措,都能力所能及的贯彻执行。当旧党上台尽废新法时,他们又都持有“合理取舍”的保留意见。所以,在政治舞台的新、旧两党的频繁轮替中,二人总体上同属于从不结党、无功利目的和两不沾边的中间派人物。

  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上,苏、黄均认为宋代文化处于登峰造极唐代诗文之后,不能无所作为的学唐趋唐,而是要通过艰苦探索而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辉煌前景的发展之路。

  苏轼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自豪地声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等于是告诫世人:我之文以开拓创新为务,无所谓风格,不受任何约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受乃师启发,黄庭坚也一再声言:“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着鞭莫落人后,百年风转蓬科”、“我不为牛后人”、“为人后计终后人”等等。由此可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锐意创新,苏、黄不仅是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是目标一致,身体力行。

  苏、黄在主张文学创新的大旗下,又有着创作方法上的差异。苏轼是不世出的天纵之才,行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走的是一条常人难以企及的先赋型创作道路;黄庭坚主要靠勤学苦练成才,行文讲究法度,规摹古人,锻造句律,强调夯实基本功,诗词学问要从书本中来,走的是一条依靠后天努力的后致型创作道路。

  创新路径的选择不同,二人的个性风格亦明显不同。苏诗气象阔大,如大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敬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开辟了不同的创作道路。

  东坡诗文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任性而为,锋芒毕露,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山谷诗文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主要在用字造句及体裁、格律上下功夫。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

  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廷、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

  这是黄庭坚关于诗歌方面具有原则性的理论。他认为诗歌是个体性情的表现,不宜用以过多的参与政治,议论是非。只能发于呻吟调笑之声,使作者自我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可以合于歌舞的篇章,才是具有艺术性的优秀作品。后来他评述乃师苏轼的某些作品也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答洪驹父书》)

  苏、黄在京师供职和相聚约三年半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其间两人唱和诗词有近百篇之多,大都是情调高雅,主题较为集中,涉及的几乎都是畅谈朋友之谊及林泉志趣。可以说任职京师期间,由于与苏轼的交往和唱和,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高峰期。

  元祐元年春,山谷作《有惠江南帐中香者戏答六言二首》,东坡依韵和作《和黄鲁直烧香二首》之后,两人似乎意犹未尽,又再作《再和二首》、《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一般来看,赠香、烧香本平常琐事,为何一唱三叹而不已?细品赏析诸篇,则见多以佛典禅经珠发妙语,传达出世之思,既含机锋,又富谐趣,恰如山谷诗所言“九衢尘里偷闲”、“深禅相对同参”,表现出心神两契的不凡情义。

  又如苏轼作《送杨孟容》且“自谓效黄鲁直体”,而山谷有次韵《子瞻诗句妙一世……》表示逊谢;东坡为《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山谷皆次其韵……苏、黄唱和,既交流了情感,实现了心灵的沟通和艺术主张的互动,又开创了一种新的文风和诗韵,故有:“元祐文章,世称苏黄”(胡仔《苕溪渔隐从话》)之说。

  以苏、黄为核心的文友之间诗酒唱和活动,往往流连胜景,他们经常结伴而行,足迹遍及京城内外的名胜古迹。在以诗文为主的文学活动中,还偶有著名画家李公麟、知名书家米芾等挥毫泼墨,在史料中留下熠熠生辉的记录。

  有一天,当朝驸马王诜(字晋卿)在家中西园举办文化名家盛会,京师16位大佬级人物应邀出席,这即是中国艺术史上有名以画记载下来的“西园雅集”。( 北宋李公麟创作的名画《西园雅集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有着开创性和奠基性重要地位的作品。后世著名画家马远、刘松年、赵孟頫、唐寅、李士达、原济、丁观鹏等,都曾画过同一题材的画作)

  当时李公麟(字伯时)作画,米芾(字元章)题词。画里一张石桌陈列于苍松翠竹之下,众人在花园中坐定,或驻足、或作画写字;隐隐见一只夏蝉飞向一条小河,河边花竹茂密。主人的两个美丽的侍妾,发髻高耸,首饰靓丽,侍立于桌后;东坡“乌帽黄道服,提笔而书”,山谷“团巾茧衣,手秉焦扇而熟视”,王诜在旁边观看。另一桌上,李公麟正书写一首陶诗,子由、张耒、晁补之围在桌旁观看;米芾正站着在一块岩石上题字;秦观坐在一老树根上,正在聚精会神听人弹琴;别的人分散各处,以或跪或站的姿势入画;余下的则是和尚和文人雅士,皆各具姿态,令人叹为观止。

  元祐二年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苏、黄等同游顺天门外的金明池。黄庭坚有《次韵宋茂宗……》诗,苏轼作《和宋肇游西池次韵》篇;夏间,东坡叔丈王宣义致书求红带,轼“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秋末,苏轼作《送钱穆父出守越州绝句二首》,谓“我恨今犹在泥滓,劝君莫棹酒船回”,庭坚《次韵子瞻送穆父二绝》,亦有“谪官犹得住蓬莱”之句;冬季,庭坚作《嘲小德》言子相之可爱,苏轼有《次韵黄鲁直嘲小德》,又于题中注云:“小德,鲁直子,其母微,故其诗云‘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且以“名驹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叹赏,悦同山谷;暮冬,庭坚有《拟省题岁寒知松柏》诗咏松自喻,“心藏后雕节,岁有大寒知”,苏轼作《和黄鲁直效进士》亦云“炎凉徒自变,茂悦两相知”。此外,苏、黄结伴游览城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当年在宫墙上的题诗,想起荆公壮志未酬已然谢世,两人不免感叹人生无常,均作有《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避》诗二首。总之,这一年之中他们交往唱和频频,神契可见。

  元祐三年正月,翰林学士苏轼奉命主持知贡举,同知贡举的有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三位主考大人在太学搭台上任的头一天,就为在朝臣中推选负责评卷把关的参详官而进行了商议。

  苏轼对孙、孔说道:“蒙太皇太后的恩典,令下官主持今次恩科进士考试。由于时间仓促,对负责命题、阅卷、录用把关的参详官的才学要求很高,二位大人可有恰当人选?”

  “苏大人才高八斗,名满天下,自然是慧眼识才。大人直接提名人选,我等会签付署奏报朝廷批办即可。”孙、孔谦逊地回答道。

  “下官本已拟定黄庭坚、陈轩两位,论才学,这二人堪当大任。但一想起去年我因病不能视事,曾举荐黄庭坚代行翰林学士职事,结果遭到赵挺之等人的交相攻讦,不仅事情没办成,还让鲁直大受委屈,现在仍是心有余悸啊!”

  “用黄庭坚和陈轩,可谓众望所归呀!古人言:‘大行不顾细谨,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此事就这么定了,我相信孙大人也不会有意见。”孔文仲坚定地对苏轼说。

  “用黄庭坚对我来说是内举不避亲。这两位也一直是下官看好的人才。苏大人,不必犹豫啦,有什么事我们三人共同担当吧!”孙觉说得更加爽快。

  “好吧,既然二位大人与我意见一致,此事就这样定啦!”苏轼最后拍板定夺。

  这次进士恩科会试,规模超过以往。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李公麟、李昭玘、廖正一、蔡肇、陈轩、单锡等十五人参详、校定、点检试卷。一时天下举子凡4732人,并集太学应试。

  到了正月二十一日“锁院”之日,众考官进入礼部试院即关闭院门,要直至三月初一日考试结果出来。在此期间,考官不得回家住宿,不准会见亲友,活动范围只能在试院围墙之内,门口有禁卫严加把守。

  为期近一个半月的“锁院”,在前面的命题和评卷阶段,由于每天忙于事务,日子倒还容易打发,难熬的是评卷完毕到礼部录名公榜这十天左右时间。大家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最初相处的新鲜感没有了,取乐讲笑话、拆字、猜迷、对对联等,玩了多个轮次后,再也提不起兴趣。于是,倒计时最后几天的活动,在百无聊赖中,多由前面的集体活动为主变成了个人松散的自由活动。

  一天晚饭后,苏、黄在试院内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黄庭坚告诉苏轼说:“考校官李伯时这几天足不出户,笔不离手地作画自娱,据称最近自感打通了任、督二脉,创作的均是上等绝品。”

  “有这等事,你我不妨径直到考校馆看看去。”苏轼拉着黄庭坚快步走。

  “哦,原来大家都在这儿,看来还是伯时兄的画吸引人啦!”苏轼对众人作揖道。

  “那里呀,我们与其憋在这里难受,还不如自寻活络消遣消遣吧!”李公麟一面说,一面向大家展示他刚创作的一幅俊马图。

  “好马呀,形态逼真,奋蹄绝尘,我看伯时兄画的俊马与前朝的韩干不相上下。诸位均是成名日久的大诗人,我提议每人作诗一首,公议最佳者入选题画诗,好马配上好诗,才能算是珠联璧合呀!”苏轼说出了大家的心愿。

  半个时辰之后,在场10多名考官共作诗15首,经过公议推选和无记名投票,确定最先成诗的黄庭坚《观伯时画马礼部试院作》为第一,苏轼作的《次韵黄鲁直画马试院中作》,虽格调高雅,由于是依黄诗原韵而作,只能列在第二。录黄诗如下:

仪鸾供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纵横。

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藖逢一豆。

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著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

  从这一天开始,配诗作画,就成了大家乐此不疲的固定消遣节目。众人为大画家李公麟作了多首题画诗,大多公议苏、黄交次夺魁,可谓诗画交相辉映。有时苏轼技痒难耐,也会乘兴与李伯时在同一幅画上挥毫泼墨。如黄庭坚著名的《竹石牧牛图》一诗,吟咏的就是苏、李联袂作画的产物之一。该诗序云:“子瞻画丛竹怪石,伯时增前坡牧儿骑牛,甚有意态,戏咏。”诗曰: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绿。阿童三尺锤,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

  众人在反复品味这首诗后,一致称好。认为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砺角和牛斗,再以之寄寓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戏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烦嚣的官场角逐,构成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拗体句式,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有人认为是摹仿李白《独漉篇》的“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句式(《陵阳先生室中语》引韩驹语),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大约在“锁院”倒计时的最后三天,因憋屈得实在太久,作画写诗再也提不起大家的兴趣。百无聊赖之下,风水轮流转,众人又回到最初的说笑的话题。因为山谷屡夺题画诗的魁首,众人一致推举他率先起一个好头。

  黄庭坚推脱不开,就说起自己以往经历的一则故事:“一船人过渡,内中有一妇人和一和尚。那妇人不留神放了一个臭屁,众人骂道:‘是哪个没廉耻的,放这样的臭屁?’妇人羞得从脸到脖子根通红。旁边一和尚忙替她解围道:‘列位休怪,是小僧一时失措。’众人见他承认,便道:‘你这和尚好不晓事,臭得熏人。’和尚不停地念阿弥陀佛,算是向大家赔礼道歉。那妇人躲过一劫,感激得想落发为尼,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唯有出家戒色的和尚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足见佛法普渡众生。”

  大家被逗得吟笑不止,众口一词地说是黄庭坚偏造的“屁事”。

  张耒自告奋勇地接过“屁”话说:“湖州有一通判肠胃不好,一次在衙门大堂上放了一串响屁。为了掩饰,就用脚在地板上使劲摩擦,想用摩擦出来的类似屁声混淆视听,以蒙混过关。那曾想身边一位老衙役竟将他的心思一语道破:‘长官,声音可以掩盖,气味怎么办?’周围的人都捂着鼻子一齐看着通判,他恨不能打个地洞钻进去。后来此衙役久不得提拔,忍不住诘问长官,何故?通判斥曰:‘此前屁大的事都关不住嘴,何堪担当大任!’”

  众人笑得前仰后翻,好一阵才平静下来,随后又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的说通判在衙门大堂公然打臭屁似有不妥,但老衙役的直言快语却未免给人不良善、不宽容和为人刻薄恶毒的感觉。有的说同样都是人和屁事,和尚、老衙役,一个是善者一个却是恶人,看来人与人相比,做人的差距还是蛮大的。还有的反问黄庭坚道,那妇人一定是风韵犹存的美人,和尚才肯舍身怜香惜玉,倘若换成一个丑陋不堪的黄脸婆,和尚还会管别人裤裆后的屁事吗?

  黄、张二人见众人兴致不减,自有一种瓦舍书会才人受到热捧的成就感,本想着再续一个精彩的话题,不料院吏来报开膳时间到了,众人只好依次往试院特设的小饭堂就餐。

  礼部进士榜公布了,终于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入围锁院的主考官们如释重负。但苏、黄均感到遗憾的是:他们一致看好的李廌的不幸落榜。为此,苏轼作有《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一篇;黄庭坚亦作有《次韵子瞻送李豸》,两人均对其落第感到惋惜。由此可见,北宋的会试制度的严密和公正,就算李廌与领头的主考官苏轼、评卷的参详官黄庭坚关系好得能称兄道弟,而二人对其落榜之事也是无任何转圜余地。窃以为李廌的不幸是其早投胎出生了若干年,一位有如此硬的后台的考生,假使穿越时光而放到当今,只要主考官暗示一下,随便在评卷、核分或体检某个环节做一下手脚,李廌中个进士还算是个事吗?

  宋代文人喜逞才斗学,他们除了工诗善文之外,还大都是棋、琴、书、画样样皆能。论诗文、词曲、书法之功力,当时有诗歌苏、黄齐名;词曲苏轼为一代豪放词宗、婉约词则秦七(秦观)黄九(黄庭坚)并称;书法有“苏、黄、米(米芾)、蔡(蔡襄)”为四大家的说法。作为弟子的黄庭坚大多是被老师苏轼压过一头,这一点黄庭坚本人也是心悦诚服的。但是,每逢嘻闹游戏的场合,师徒斗起嘴来也是暗含讥讽、互不相让的。

  有一天,二人应邀参加康王府的一个宴会,听说苏、黄两大词曲高手光临,王府召来的几个花枝招展的歌妓正弹唱起两人的词作。由于苏轼那首著名的豪放词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不甚合乐,一非头牌歌妓草草演唱了一遍后,就没再有人接唱苏曲,反而是黄庭坚在太和任上所作的一组雨中吟咏的《减字木兰花》被接连演唱。头牌歌妓还频频上前给黄劝酒,黄庭坚故意大声道:“苏大学士在此,黄某怎敢夺头牌?”苏轼佯装看不惯,拂袖而起身走开了。

  黄庭坚却若无其事,依旧大快朵颐。第二天,苏轼似乎余怒未息,跑到黄庭坚住处酺池寺的退听堂责备他说:“你还在得意那件事情吗?昨天酒宴上有歌妓,我心中却没有歌妓;今天这书房里没有歌妓,可你的心里还满是歌妓,劝汝好自为之吧!”说罢,扬长而去。

  康王府宴会过了一段时间后,黄庭坚才从秦观处得知,前些时间,苏轼曾向太皇太后保奏自己升任位高权重的起居舍人,因监察御史赵挺之联合洛党人士的极力阻止而未能如愿。原因正是赵等人搜集了黄庭坚早年所作的一些艳词为借口,攻击他一向作淫词好色、品行不端而不能充大任。至此,黄庭坚才明白苏轼所谓“心无歌妓”的良苦用心,对苏轼更加敬服。此后双方唱和多采用诗歌的方式,极少再到京师风花雪月的场合填词作曲,也算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保护吧!

  苏、黄均是闻名天下的书法大家。一般认为苏轼的书法“尚意”,主张率性而为,直抒胸意;黄庭坚的书法“重韵”,主张典雅厚重,不落俗套。正因为两人书法风格的差异,导致彼此在互相欣赏的前提下,常常相互调侃戏弄。根据南宋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中记载:有一次,苏轼和黄庭坚结伴到大相国寺“淘宝”,两人在古碑书帖上各有斩获,高兴之余,一路上谈论起书法。

  苏轼开玩笑对黄庭坚说道:“黄九,你的字虽然清劲爽逸,但是有时笔势太过于清瘦,好像树梢上挂蛇一样。”

  黄庭坚一听,也半开玩笑地对苏轼说:“大苏的字,天下人都叫好,我固然不敢妄加议论,但是我有时感觉到您的字有点墨痕褊重,就像石头压蛤蟆一般。”

  两人言毕,都禁不住哈哈大笑。因为苏轼的书法字体“丰腴”,“石头压蛤蟆”的比喻非常形象生动;黄庭坚的书法字体“瘦长”,“树梢挂蛇”更是一针见血。

  黄庭坚精于茶道,一生以茶为载体的诗词多达64首,其中诗53首,词11首,在北宋文学家中名列首位。他认为家乡的双井茶甲天下,自谓“分宁一茶客”。连欧阳修也曾称赞双井茶为草茶中的极品。

  每逢苏轼过府造访,黄庭坚都会拿出珍藏的双井茶招待好友。东坡品茶性偏急,往往三下两下饮完了事;山谷则习惯在细饮慢嚼之间品尝茶趣。黄有《双井茶送子瞻》,苏作《次韵为谢》以答。山谷取笑东坡为“牛饮”,东坡则说山谷是“老牛拉破车。”

  双方互不服输,有时又拿出围棋来再较高下。黄庭坚棋艺堪堪在苏轼之上,赢多输少,常笑称苏为“臭棋娄子”;苏轼则狡辩说“棋为小道,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并坦承黄庭坚的《弈棋二首呈任公渐》是写围棋的绝妙好诗,但又说诗好未必棋高,论棋艺彼此则是半斤对八两,即便黄今天侥幸赢了一两盘棋,也是自己的疏忽所至,下次再来一定给你黄鲁直一点颜色看看。

  如果双方都觉得饮茶、弈棋尚不过瘾,不论是在苏府还是黄宅,都会命人上酒上菜,并取来大酒杯来比试酒量高低。二人一杯接一杯地开怀对饮,往往都是一饮而尽。苏轼酒性豪爽,但酒量不高,饮少辄醉,一醉则席地而卧,不一会便鼾声如雷。过一会儿醒过来,照样能谈笑风生,或咏诗作对,或即兴挥毫作画,而且往往能创作出传世的精品佳作。酒量大一些的黄庭坚见状常感叹:“非凡人,乃神仙中人也。”

  苏、黄不仅同是文学大家,在烹调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黄庭坚在北地为官多年,为让母亲适应北方的口味,学会了做面食,特别擅长做小笼包子。苏轼厨艺则更胜一筹,除了广为人知的东坡肘子、东坡饼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亦堪称一绝。一次在家休息,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厨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知道又是来蹭饭揩油,于是慌忙把做好的鱼藏到了碗橱顶部。

  黄庭坚进门故意问道:“今天特来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

  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蘇者,上草下左鱼右禾。”

  黄庭坚又问道:“哪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

  苏轼回答说:“似乎也可以。”

  黄庭坚接着又问:“哪这个鱼放上边行吗?”

  苏轼十分肯定地回答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

  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

  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吃了个哑巴亏,只好拿出鱼让黄庭坚大饱口福。

  苏、黄的交往唱和,既有诗文创作上的鸿篇巨制,也有生活中趣妙横生之小品俗事,友情加快乐成为苏、黄京城同任朝官、密切交往相处的主旋律。

  苏、黄一为天赋型全才,一为勤苦型通才。二人均博学多识,于诗文词赋、书画哲思都堪称名家巨匠。他们本身就具备着很强的影响力,二人的深厚的友谊又使这种影响力大为扩张发散,从而产生强大的磁场效应,形成了以苏、黄为中心的大批量的作家群体,共同推动着宋代中后期文化走向复兴。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苏、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二人以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文作品,展现出了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另类“清明上河图”。

  倘若将东坡的艺术生命样式视为一端,山谷则可算作是以同样不凡的艺术存在形态的另一端。在他们相类似又相差异的艺术人生中,人格的力量、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创造力显得如此丰富强大,足以穿透近千年岁月风沙堆积的屏障,发出两道永不暗淡的、飞越历史时空的集束光芒。

  总而言之,北宋文化吸纳了此前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互擅胜场,更以独树一帜的文化精神和气质卓然自立。其中蕴涵的神韵与智慧,信念与意识,标识与品质,是承前启后,古今相通的,达到了超凡脱俗、深邃隽永的艺术境域,足以让读者在欣赏、联想之余,感悟历史的律动和人生的启迪。

  明代大儒宋濂曾评价道:“元祐之间,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竟以己意相高,而诸作又废矣。自此以后,诗人迭后,或波澜富而句律疏,或锻炼精而性情远,大抵不出于二家,观于苏门四学士及江西宗派诸诗,盖可见矣!”(《宋学士文集》卷二十八《答张秀才论诗书》)

  由此可知,绝世的文学巨人的诞生,即使对慧根极佳者苏、黄而言,亦需在传承的基础上,经过痛苦的历练而破茧化蝶。惟其如此,才更能显出追求个体人格真善美的艺术价值和意义;才能开拓生命意义存在的宽广疆域,并对后世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

    相关文章Related

    返回栏目>>

    首页   |   黄庭坚传

    修水网 XiuShui.Net 投稿 163.www@163.com QQ 30399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