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作家，我是写手，一个快乐的写手。

　　再过一个月，我六十四岁，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倒记时：在生日之前，我将完成长篇小说《凤凰记》三部曲第一部的写作。

　　这部小说是这么一个东西：“善良、智慧、美貌的女企业家胡凤娇不幸英年早逝。生命垂危之际，给当年被她抛弃的儿子朱晓仁写了一份遗嘱，在遗嘱中充满对人生的愧疚与遗憾。她深知上天对于人的惩罚是不可抗拒的，用金钱去赎罪也于事无补，仍想出于良知去做点什么，可已做不到了。朱晓仁在母亲临终时回到了她的身边，为她悲剧人生写下喜剧的一笔。他遵从母亲遗愿，沿着母亲的人生足迹，找到了母亲的愧疚与遗憾的所在。原以为母亲是有罪过的人，应被人指脊，却没发现有人记恨他母亲，甚至于那些受害者的亲属居然没有听说过他母亲的名字。原以为母亲的人生里只有幸运，却从母亲幸运人生背后看见更多的是不幸。并且发现，母亲用一生演绎幸运与不幸交织的故事。”

　　这是一部写了十一年的小说，前后五稿，她是我用生命孕育的东西。我没有期待过成为作家，只是要把人生感受，通过小说的形式写出来。

　　六年前，我是一个房地产商，一个失败的房地产商。曾有过轰轰烈烈，后来倒得很惨。《知音》杂志曾以《淡看命运轮回：平江地产商今日地摊为生》报道我，是站在正面看台的写法，是积极的点评。无论怎么说，我平静以待。我不能微笑，因为我是失败者。我不要哭泣，因为我没有违法，没有过错，有的只是普遍存在的文化人经商表现的幼稚和天真，以及人们所说的没有财运。

　　从2007年起，我开始用写作的方法，让生命在新的一个生存层面活起来。那时虽有落难的情绪，状况又是那样苦不堪言。因为有了文字这个伴侣，我获得了新生。

　　2012年，我去了北京游学，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在北大做听课生。两年后，我进了大别山，孤身一人在一座废弃的电站厂房落脚。那是一个环境十分恶劣的所在，虫蛇遍是，还有人们传言的鬼神怪魔……我没有刻意让自己那么难堪，但到了那里我别无选择。我努力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坚持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劳动，除了自己养鸡种菜，还去附近修路架桥、或果园劳动…… 　　我曾是一个社会人，而且可以算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人。但六十岁以后，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是讨厌社会活动，而是唯恐日子不多，不能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做完。

　　我已有了多部长篇小说初稿，其中《一九六四》是写农村社会义教育运动的，《十年》是写文革期间的，写的都是在政治环境里农民的生存状态。那些都是上北京游学前的手稿，无论从思想和写作技巧都不成熟，不能拿出去发表。《凤凰记》原是专写房地产的故事，算是写的我自己的经验，当然不是传记，是完全从自己的经历中跳出来的，是站在某个位置看社会的文学尝试。我是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对房地产产业经营也有很多思考，更懂得这个产业内的潜规则，能够看清这个错综复杂大网中的每一层关系。但我失败了，正所谓爬得越高，跌得越惨。金钱没有留下，留下的只有思考。

　　我的思考过程，是从遗憾出发，经过反思自我，最终到达理性彼岸的思想行程。

　　然而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我只是站在人性道德角度上进行自我批判，我把“我”扮演成为金钱的成功者，在回头一顾中的惊恐与遗憾。却不想去做大多的社会批判，不是抱着阴暗心里去揭露什么。

　　这样，在写作中，我很快乐！

　　我想，一个写手，应该有一个快乐的心情，否则，你只能把自己弄得痛苦不堪。长此下去，你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反过来影响你的作品。很有可能，你写的都是负能量的东西，是对社会无益的东西。

　　我的写作是快乐的，它成我生活的常态，有一个良性运转的秩序。我每天都睡得较早，如果不是棋瘾来了去网上下围棋，基本上九点多就睡了。早上六点前起床写作，一直写到中午十二点。下午，我会看看书，写点小文章。雷打不动的是每天写日记，我写日记坚持了几十年，成为爱好。我的晚年日记每天都写一千字以上，有时候写好几千字。写日记是很好的与自己交流的方式，我以为，一个长期不进行自我交流的人，他永远不能认识自己。人不要只看见自己的成功，以为自己是世上最聪明的人，那样会自命不凡。更不要只看见失败与不幸，让自我消沉。

　　自我交流每每也会碰撞出火花，照亮自己生命迷茫中的路。

　　我就是这样一个写手，一个快乐的、经常进行自我交流的写手。我不擅长写作技巧，不为取悦他人而写，更不为名利而写。

　　再过一个多月，我六十四岁，那时，我步入中年，我将依然是一个快乐的写手。

                                             2019年2月12日于山区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