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本文以新的视野和理念，从三个方面阐释修水在秋收起义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其主要见论是：秋收暴动的军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修水组建；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在修水升起；秋暴向国民党反动派开战的枪声最早在修水打响；修水在湘赣边的秋收暴动中具有“龙头”的历史地位。

　　八十年前，震撼华夏大地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为重振革命，组织自己的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反击的又一重大行动。也正是这一起义后来导致了我党的历史性战略转变，即毛泽东率领秋暴的队伍转兵井冈山，开创了中国革命获胜的基点——井冈山根据地。然而，在以往对于秋收起义历史的宣传，过多地聚焦在毛泽东的身上，加上当时身份仅次于毛泽东的师长余洒度，后来沦为叛徒，因而更加弱化了修水在秋暴中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对秋收起义的历史作一个开发性的整体研究和宣传，发掘其中的蕴涵规律，给当今带来历史的启示。
秋收暴动的军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在修水组建

　　作为一次规模的起义行动，拥有一支力量可观的军事力量，是起义能否获胜的基础。在起义暴发之前，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奉中央之命回湖南组织秋暴的毛泽东等，充分意识到掌握一支军队的重要性。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认为，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不行，必须要有军事的帮助，至少有两个团以上的兵力。毛泽东指出：“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用枪杆子夺取政权。”1
  
　　对于秋收起义的唯一军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过去曾有这样的见论，即是多头多线进行的。一是余洒度等人按照中央军事部的指示，在修水筹备建立的；二是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书记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组建的；三是卢德铭归队后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所建立的。以上三种编队设师之说，从资料依据的真实性相比较，更具有令人信服的准确性应该是第一种。即无论从组织手续和组建时间上讲，那是余洒度等人按照中央军事部的指示，在修水组建的。当时身为***员的余洒度还是一个竭忠尽智的革命者，属于秋收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员。
  
　　将后两种编队设师之说予以基本上的排除，是基于一定史料依据的。对于张家湾会议建师，从余洒度、苏先骏当年的两个报告，就可以得出没有其事的结论。还有潘心源也在报告中并未讲到编师一事，只是说：“毛泽东召集安源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当时他们对于各县的情形不十分明了。因此，我的发言较多，大概结论是分为三路。……2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张家湾的时候，毛泽东和所有与会干部，并不知道修水这边已经编队设师，所以作出“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的决定。3尽管这样，会议也没有提到统一编队的事。
  
　　至于卢德铭自武汉归来，传达湖北省委关于组建前敌指挥部，是确有其事。但湖北省委指示的是设立前敌指挥部，并非统一编队，而且卢德铭回到修水的修口，已经是9月9日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早已组建，师长余洒度已经指挥所部开展了起义行动。也正是部队的军事主管位置有人，卢才被推举为总指挥。
  
　　1927年8月23日至25日之间，由余洒度主持警卫团、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修水的山口镇召开了一个编队的会议，是有多方面资料依据的。

　　从历史条件的角度来说，余洒度与苏先骏的报告，对于修水编师表述得较为明确。苏先骏的报告（此报告的落款时间尚有出入，有可能误记了1个月，即9月17日应为10月17日——笔者）载道：“8月20日开抵铜鼓休养，平江部队在修水与警卫团合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一团，余洒度任师长，钟文璋任团长，先骏所部则改名为第三团。”4
  
　　余洒度在其报告中写到：“到修水即召集两部负责同志会议，商统一事。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乃决议将警卫团改为第一团，浏阳苏先骏（原驻铜鼓）部改为第三团，余贲民（部）即分补两团。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度即被指为师长，贲民为副师长，内部负责为师委会。”5
  
　　当年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参谋处长的陈树华（时名陈明义），对于修水编师在忆述中写道：“我们平平安安地经上富方面到修水，……到修水后，我们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把余贲民部从武宁招来，编为特务营。我们知道苏先骏部在铜鼓，因为都是同学，决定让他做第三团团长。……这样一来，余洒度就成了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6
  
　　秋收起义期间在师部任特务连连长的谭希林，于回忆中这样写道：“在此期间，曾派人与苏先骏的部队取过联系，余洒度又通过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关系，搞了个‘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师部和特务连驻扎在修水县城，一二三营扎在渣津一带。”7
       
　　何长工在回忆文章中印证说：“适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便来了一个参谋带来一信，转达***的决定，在原警卫团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修水的山口会议，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综合历史文件与诸多老同志的回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是决定将三方面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会议。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该团在武昌国民政府担任警卫，所以又称为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进驻修水不久，余洒度派人赴铜鼓与苏先骏取上了联系。三支部队的负责人都意识到在严峻军事形势下“统一编队不可缓”，于是相邀到距修水城、铜鼓城均七八十里之遥的山口镇，议定按中央军事部（不久由一名参谋带来信件）指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一个师，由余洒度任师长。
  
　　应该对山口会议加以补充的是，这一会议还得到了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精神。省委派了一名叫“同仁”的秘密交通员，来到修水传达省委的意见，即从保存革命力量起见，要警卫团暂时接受朱培德的改编，“条件是受编不受调，（这是全体人员都知道的），使部队找个落脚的地方。”9当时这个落脚的最佳之地就是地处湘鄂赣三省边界的修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