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晚上，朋友亮一连几个电话催促我出门，说他和国、生等朋友在广场喝茶聊天。我说有事去不了，他火了，在电话里头大喊：“是没钱打的对不？你到街上打一辆最漂亮的的来，车钱我付。”说完，便不由分说地挂了电话。 不到十分钟，我便到了广场。那晚天气不错，广场喝茶的人真不少，亮他们就坐在大灯底下，我快步向他们走去，突然，身后不知何时呼啦啦地跟着五、六个提着木箱的擦鞋工，她们的眼睛不瞧别处，专盯着我脚下的皮鞋。 我这个人做人向来比较低调，我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人，而且是清一色女性，虽然她们衣着不整齐，且每人手中还提着一个木箱，但总有点大人物出入公共场所的味，前呼后拥的，着实让人不安，我不由得冲她们说：“干什么、干什么？不擦不擦！” 但她们可顾及不了那么多，我屁股还没坐下，一个中年短发女子就迅速占领有利位置，坐在我的脚前，短发女子后面还站着几个提木箱子的人。 “叫你擦鞋呢。”亮笑着说。 HULING 我没有理会她们，而是笑着向亮要几块钱的打车费。 “我只请你擦鞋，其他的我不管。”亮依旧笑眯眯地看着我。 “擦就擦，捡到什么总比丢掉什么好。” 见我准备擦鞋，短发女子立即从木箱里拿出东西，但是站在旁边的长发中年女子不知何故在短发女肩上拍了拍，示意她走开。短发女子抬头看了看长发女子，惴惴不安地站了起来，提着木箱子要走。 “这是干什么？”我说。短发女子不说话，可怜兮兮地看着我，且决计要走的样子。长发女子满脸堆笑说：“我来帮你擦鞋。” 我终于看出了名堂，这不是欺负人啊！我手指着长发女子，一字一句道：“我不要你擦。”然后对短发女子说：“你来擦！” 长发女子见状，提着木箱子尴尬地走了。 在短发女子帮我擦皮鞋的时候，我才仔细打量，她穿着很朴素的花格上衣，瘦瘦的脸上留下了些许岁月的痕迹。 “那女人怎么这样欺负你？”我问短发女子，她看了看我，不说话。 “嘿，她是个哑巴！”亮喝了一口茶告诉我。 HULING “哑巴？！”我一惊。 很快，鞋擦好了，我拿一元硬币丢到哑巴女子的木箱里。突然，哑巴女子从木箱里找到那一元硬币，放到我喝茶的桌上，微笑着摆了摆手。“这怎么行？”我自言自语道，我注意到，她的眼里满是感激的目光。 “拿着，这是你的劳动所得。”我说道。 哑巴女子执意不要，提着木箱便走，我急了，追上前去，将一元钱丢在她的木箱里…… “她是在感激你呢。”亮依旧笑眯眯地说。 但我却笑不起来，心中隐隐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擦皮鞋的哑巴女子是出于哪种目的不要那原本属于她的一元钱。一元钱对我们来讲算不了什么，可对于她，却是整天提着木箱低三下四，满街奔波，甚至是与他人“抢”来的。 我想，这一元钱，已经超出了它原本的价值。它是一种生命的感恩、一种人性的还原，一种被欺负后深层的唤醒，一种碰撞后痛快的释然。 如今，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哑巴女人依旧在擦鞋，只不过擦鞋的地点从广场移到了马家洲，与十多年前相比，她苍老了许多。每次喝茶擦鞋，我都会等待着她的到来，不为别的，只为那年的一元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