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庭坚因参与编修《神宗实录》被卷入新旧党争。绍圣元年（1094），新党执政后以“诬毁先帝”为由将其贬为涪州别驾，安置黔州（今重庆彭水）。元符元年（1098），又因“避亲嫌”徙居戎州，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蜀地贬谪生涯。 王庠，字周彦，北宋名士，四川荣州人，为苏轼侄婿，母亲向氏是钦圣宪肃皇后的姑母。苏轼曾致信黄庭坚，盛赞王庠“文行皆超然，笔力有馀”，力荐将其纳入“吾党”。黄庭坚与苏轼同属旧党，且有师生之谊，对王周彦也格外器重。黄庭坚贬谪蜀地（今四川一带）期间，与王庠诗书往来密切，《答王周彦书》是最长的一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书信之一。 黄庭坚《答王周彦书》原文 七月戊辰，某敬报周彦贤良足下：成都吕元钧，某之故人也，解梓州而遇诸涂，能道荣州土地风气之常。尝问之曰：“亦有人焉？”元钧曰：“里人王周彦者，读书好学，而有高行。以其母属，当得荫补入仕，始以推其弟，今以推其甥及侄，斯其人也”。 时仆方再往京师，见其摩肩而入，接踵而出，冠盖后先，车马争驰，求秋毫之利，较蜗角之名，大之相嫌嫉，小之忘廉耻，甚于群蚁之竞腥。 湖岭 兹穷荒绝塞，其地与蛮夷唇齿，其俗以奔薄相尚，尊爵禄而贵衣冠，乃有周彦者，其古人之流乎！岂不卓然独立于一世哉！既窃叹其人，又喜欲与之游也。 及某以罪戾抵戎僰，久之，观荣之士乐善而喜闻道，中州弗及也。无乃周彦居西河而格其心，而变其俗，以致然邪？ 凡儒衣冠，怀刺袖文，济济而及吾门者，无不接，每探刺受文，则意在目前。 其周彦者，亦我过也，经旬浃而寂然，一日惠然而来，乃以先生长者遇我，而自谓何以得此于周彦者？岂以葭莩之好，齿发长而行尊者邪？既辱其来，乃枉以书执进之，敬出其文词，且有索于我矣。周彦迫之不已，仆安得不启不发，而有以报也？ 夫周彦之行，犹古人也，及其文，则慕今之人也，何哉？见其一而未见其二也，惟推其所慕而致于文而已。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伯夷、伊尹，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孔子曰：“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之学周公，孟子之学孔子，自尧舜而来至于三代，贤杰之人，林聚云翔，岂特周公而已？至于孔孟之学不及于周公者，盖登太山而小天下，观于海者难为水也。企而慕者高而远，虽其不逮，犹足以超世拔俗矣，况其集大成而为醇乎醇者邪！ 湖岭 周彦之为文，欲温柔敦厚，孰先于《诗》乎？疏通知远，孰先于《书》乎？广博易良，孰先于《乐》乎？洁净精微，孰先于《易》乎？恭俭庄敬，孰先于《礼》乎？属辞比事，孰先于《春秋》乎？读其书，诵其文，味其辞，涵泳容与乎渊源精华，则将沛然决江河而注之海，畴能御之？ 周彦之病，其在学古之行，而事今之文也。若欧阳文忠公之炳乎前，苏子瞻之焕乎后，亦岂易及哉？然二子者，殆未尝不师于古而后至于是也。夫举千钧者轻乎百钧之势，周彦之行，扛千钧矣，而志于文，则力不及于百钧，是自画也，未之思耳。 周彦其稽孔孟之学而学其文，则文质彬彬，诚乎自得于天者矣。异日将以我为知言也。 纸穷不能尽所欲言，惟高明裁幸。蒙遗匹物、芎术、珠子黄，皆此无有，拜嘉惭怍。汤饼之具尤奇，羁旅良济，益佩忧爱，灾患尤所不忘耳。元师能令携琴一来为望。庄叔之子亦可敦以诗书否？惠讯至寄声，不宣。某再拜。 [ 《山谷别集》、作者：[宋]黄庭坚撰[宋]史季温注、版本：四库全书本、卷五、第82页。] 信中明确提及“及某以罪戾抵戎僰”，“戎僰”本是古代对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统称，此处特指黄庭坚的被贬之地——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市）。 周湖岭 信首直接标注“七月戊辰”，结合黄庭坚戎州谪居时段（1098—1100）可进一步锁定年份：据史料记载，他于元符元年（1098）六月抵达戎州，次年（1099）方与当地士人建立稳定交往，这与“谪居稍久、渐与当地人往来的时序完全契合。“经旬浃而寂然，一日惠然而来”，说明是两人相见之后不久的一封书信。 据《宋史・黄庭坚传》及《山谷先生年谱》，黄庭坚与王庠等蜀地士人的书信往来集中于元符二年（1099）；结合宋代历法推算，该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历8月22日）恰为“戊辰”日。 此信的写作时间可确定为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农历七月二十六（戊辰日）。 黄庭坚《答王周彦书》译文： 七月戊辰日，我恭敬地回复周彦贤良足下： 成都人吕元钧，是我的老朋友。他卸任梓州知州后，我在途中遇到了他，他能讲起荣州的地理环境与日常风俗。我曾问他：“荣州当地有贤才吗？”元钧说：“同乡有个叫王周彦的人，既爱好读书、勤奋治学，又有高尚的品行。因他母亲的关系，王周彦本有荫补资格，按制度可通过‘荫补’进入仕途，起初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弟弟，如今又让给了外甥和侄子。这就是我说的贤才。”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当时我正要再次前往京城，看到京城里的人摩肩接踵、往来不绝，官员们前后相接，车马竞相奔驰，人人都在追逐细微的利益，争夺微不足道的名声：往大了说，彼此猜忌嫉妒；往小了说，不顾廉耻道义，比一群蚂蚁争抢腐肉还要过分。如今荣州虽地处偏远荒凉的边境，与少数民族接壤，当地风俗也以浮躁轻薄为风尚，人们看重爵位俸禄与官场身份，却有王周彦这样的人。他简直是古人那样的贤士啊！难道不是在这一世中卓然独立的人物吗？我既暗自赞叹他的品行，又迫切希望能与他交往。 后来我因获罪被贬到戎州（今四川宜宾，古代僰人聚居地，故称“戎僰”），过了许久，我观察到荣州的士人乐于行善、喜欢听闻圣贤之道，这一点连中原地区都比不上。莫非是王周彦像子夏居西河教化弟子那样（借指以德行影响他人），用道义规范当地人的思想、改变了当地的风俗，才让荣州有这样的风气吧？凡是身着儒衫、怀揣名片、袖藏文章，纷纷前来拜访我的读书人，我没有不接待的；但每次接过他们的名片和文章，都能看出他们的心思只在眼前的功名利益上。 至于王周彦，我也有些疏忽（没能主动联系），过了十几天，他都没有来拜访。有一天他欣然前来，却用对待先生长者的礼节对待我。我暗自思索，凭什么能得到王周彦这样的礼遇呢？难道是因为我们有远亲般的交情，或是因为我年纪大、品行稍受敬重吗？承蒙他屈尊来访，还恭敬地呈上书信，郑重地拿出自己的文章，并且希望我能为他点评。王周彦再三恳请，我怎能不启发开导他，来回应他的诚意呢？ 本文来自修水网 王周彦的品行，如同古人一般高尚；但说到他的文章，却效仿当代人的风格，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只看到了表面，没看到深层的道理啊。其实只需顺着他仰慕的方向（指仰慕古人品行），延伸到文章创作中就够了。颜回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也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努力，普通人也能达到圣贤境界）。”孟子说：“伯夷、伊尹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能做到他们那样的品行，但我内心所愿，是学习孔子。”孔子说：“我不再梦见周公了。” 孔子学习周公，孟子学习孔子。从尧舜到夏商周三代，贤能杰出的人才像树林一样聚集、像云朵一样涌现，难道只有周公一位吗？至于说孔子、孟子的学问看似“不及”周公，其实是因为人的眼界会提升。登上泰山后，就会觉得天下变小了；见过大海后，再看其他的水就难以满足了。仰慕高远目标的人，志向本就高远；即使暂时达不到目标，也足以超越世俗、与众不同了，更何况那些融会贯通经典、达到极其纯粹境界的人呢！ 王周彦写文章，若想达到“温柔敦厚”（《诗经》的核心风格，指文风温和、内涵深厚）的境界，哪部经典比《诗经》更合适作为典范？若想做到“疏通知远”（通达深远、洞察世事），哪部经典比《尚书》更优？若想追求“广博易良”（广博平和、平易近人），哪部经典比《乐经》更好？若想达到“洁净精微”（纯净精妙、洞察幽微），哪部经典比《周易》更贴切？若想体现“恭俭庄敬”（恭敬节俭、庄重有礼），哪部经典比《礼记》更恰当？若想学会“属辞比事”（连缀文辞、排比史事），哪部经典比《春秋》更合适？ 湖岭 研读这些经典，诵读其中的文章，品味其中的文辞，在经典的深厚渊源与精华中深入领会、从容品味，那么文思就会像江河决堤、奔流入海一样充沛，谁能阻挡呢？王周彦的不足，大概就在于他在品行上学习古人，却在文章上效仿当代人吧。 像欧阳文忠公（欧阳修）的文章在前代光彩夺目，苏子瞻（苏轼）的文章在后世熠熠生辉，难道是轻易就能赶上的吗？但这两位先生，大概没有不先学习古人，然后才达到这样的成就的啊。能举起千钧重物的人，面对百钧的重量会觉得轻松。王周彦的品行，已经如同能扛起千钧重物，但在文章创作上，却显得力量连百钧都达不到，这是自我限制，只是因为他没有深入思考罢了。 王周彦如果能研习孔孟的学问，并学习他们的文风，那么就能做到文采与质朴兼备，真正达到天赋与修养自然融合的境界了。将来你一定会认为我说的是有道理的话。 纸已写尽，无法把想说的都说完，恳请您体察。承蒙您赠送丝绸、川芎、白术、珠子黄，这些都是我这里没有的东西，承蒙馈赠，我深感惭愧。您赠送的制作汤饼（类似面条）的器具（或食材）尤其珍贵，我漂泊在外，这对我帮助很大，更能体会到您的关怀爱护，这份情谊即使在患难中我也绝不会忘记。 希望元师能带琴来一趟。庄叔的儿子也能用诗书来教导了吗？如果有您的消息，还请传个话，不一一细说。 本文来自修水网 我再次叩拜。 这封给王庠的书信是黄庭坚晚年文学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传递了对高尚人格的推崇，也明确了文学创作的核心路径。其中的文学思想可凝练为“以经典为源、以文质为衡、以活学为法、以去功利为旨”。 一、以经典为源：溯六经精华，拒浅层模仿 黄庭坚将“学古”的核心锚定在儒家六经的思想精髓，而非停留在模仿汉魏唐宋诗文的表层形式，强调需从思想源头汲取文风与内涵养分。 他直面王庠发问“欲温柔敦厚，孰先于《诗》乎？疏通知远，孰先于《书》乎？……属辞比事，孰先于《春秋》乎？”，直接将六经与“温柔敦厚”“疏通知远”等理想文风一一绑定。 学古绝非对“慕今人之文”的简单反向，而是要通过“读其书，诵其文，味其辞”，深入“涵泳”六经的“渊源精华”。唯有扎根经典，文思才能具备“沛然决江河而注之海”的生命力，从根本上避免作品疏阔佚实、空洞无物。 二、以文质为衡：尚文质彬彬，斥文行割裂 针对王庠“学古之行，事今之文”的核心矛盾——品行堪比古人，文风却效仿当代时俗，黄庭坚确立了“文质匹配”的创作标准。 湖岭 他评价王庠“行，扛千钧矣；志于文，则力不及于百钧”，点明其品行已达“千钧”之重，文风却仅具“百钧”之力，本质是“自画”自我设限的结果。 “文”是“质”的自然外化，如王庠这般有“让荫补”“乐善喜闻道”高尚德行的文人，文风也应通过学古达到同等高度。反之，若仅追名逐利、堆砌辞藻而无德行支撑，作品便会“意在目前”，沦为无灵魂的应酬文字。他以欧阳修、苏轼为证，二人“炳乎前”“焕乎后”的成就，皆源于“师古而后至于是”的路径，即先学古修德，再沉淀文风。 三、以活学为法：慕古人之神，避生搬硬套 黄庭坚虽力倡学古，却坚决反对“照搬字句”的僵化做法，主张“活学古”，核心是师法古人精神内核，而非复刻表面形式。 他引用孔孟言论“孔子学周公，孟子学孔子”，却不认为孔孟“不及周公”，而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观于海者难为水”为喻，说明孔孟是在古人精神基础上提升眼界、实现升华，而非机械模仿。 学古的关键在于“推其所慕而致于文”，王庠已心怀对古人品行的仰慕（此即“所慕”），只需将这份“慕古之心”延伸到文风创作中，让文风自然贴合德行，而非刻意效仿古人的句式、用词。正如颜回“舜何人也，予何人也”的呐喊，学古的本质是“以古人之标准要求自己”，最终形成兼具个性与深度的独特风格。 本文来自修水网 四、以去功利为旨：求超世拔俗，弃名利之念 通过对比京城士人与荣州士人的风气差异，黄庭坚明确反对以“求利、争名”为目的的写作，主张文学应承载教化意义，追求“超世拔俗”的价值。 他批判京城士人“摩肩而入，接踵而出，求秋毫之利，较蜗角之名”，与其牧童诗“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相呼应，其写作如同“群蚁竞腥”，全然沦为功利工具；反观荣州士人，因受王庠影响“乐善喜闻道”，文风更具纯粹性，甚至“中州弗及”。 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尊爵禄、贵衣冠”的仕途诉求，而在于“超世拔俗”的精神追求。即便暂时不被世俗认可，只要扎根经典、贴合德行，作品便能“化俗”。如同王庠的德行改善荣州风气一般，优秀文章可以义理引导他人，真正实现“以文载道”的核心功能。 《答王周彦书》中的文学思想，是黄庭坚针对后辈黄庠的定制化文学点拨，却浓缩了他的核心文学观：学古是路径（溯六经之源）、文质是标准（匹配德行）、活学是方法（慕神非仿形）、去功利是目标（超世拔俗）。这套思想既精准纠正了宋代文坛的浮躁时风，也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学古不泥古、修德即修文”的实践路径，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发展。 周湖岭 黄庭坚在《答王周彦书》中提出的“学古溯源、文质相符”等文学主张，不仅奠定了他在宋代文坛的核心地位，更深刻塑造了后世数百年的文学创作路径与理论建构。 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中的核心“宗”，其“学古溯源”主张成为诗派的核心纲领。诗派成员如陈师道、陈与义等，均遵循“以经典养文思”的路径，强调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古诗中汲取创作养分，反对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使“学古”成为宋代诗歌创作的主流取向之一。 明代前后七子（如李梦阳、王世贞）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复古标的虽较黄庭坚所倡“六经”更聚焦秦汉盛唐文学，核心逻辑却与“学古溯源”一脉相承。他们均认为“后世文风衰弊日下，需从古代经典、巅峰文学中溯求本源”，这种“以古正今”的思路，本质是对黄庭坚“学古纠偏”理念的延伸与放大。 清代宋诗派（如何绍基、陈衍）推崇黄庭坚诗歌，尤其认同其“学古不泥古”的态度。他们继承“以经典为源”的主张，强调通过研读儒家经典与宋代大家作品提升诗文的“义理厚度”，进一步夯实了“学古—创新”的文学传承范式。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宋代以后，部分文人陷入“辞藻堆砌、空洞无物”的创作窠臼（如明代台阁体的雍容空泛）。后世文论家（如清代桐城派）便以黄庭坚“文质相符”为依据批判此类文风，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其中“义理”（思想内容，对应“质”）与“辞章”（文采形式，对应“文”）的平衡，正是对“文质相符”的时代诠释，引导诗文创作回归“有思想、有文采”的正途。 黄庭坚提出“文风是德行的外化”，这一理念推动后世文人将“修身”与“为文”深度绑定。清代沈德潜倡导“格调说”，强调“诗人需先有品行，方能写出雅正之篇”；近代朱自清、闻一多等学者也主张“做人与为文一致”，本质上都是对“德行养文风”理念的延续，使“文品即人品”成为中国文人的核心创作观之一。 “学古”并非“机械摹古”，而是深入领会经典精髓而非照搬字句。这种“活学古”的方法论，为后世文人破解“复古与创新”的核心矛盾提供了关键思路。 明代前后七子曾因过度拘泥于秦汉盛唐句式模仿而陷入创作僵化，后世文论家（如清代袁枚）便以黄庭坚“活学古”为依据批判此现象，提出“学古需得其神，而非得其形”。袁枚的“性灵说”虽侧重“个性表达”，但其“不泥古、重神髓”的底层逻辑，与黄庭坚“涵泳经典、自得其神”的主张高度契合，推动复古从“形式模仿”转向“精神传承”。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黄庭坚主张“学古是创新的基础”（如信中以欧、苏“师古而后成大家”为例），这一思路影响后世文人形成“先守正、再创新”的创作路径。现代作家鲁迅既深耕《史记》《庄子》等经典，又紧扣时代需求创新文体（如杂文），正是“活学古、善创新”的典型，其背后仍可见黄庭坚文学方法论的深刻印记。 黄庭坚《答王周彦书》中的文学主张，既是对宋代文学复古思潮的理论凝练，更是为后世破解“文风纠偏”与“复古创新”双重命题的关键密钥。其“学古不泥古”的辩证内核，既锚定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根脉，又以“文质并重”的创作准则冲破形式主义桎梏，彰显出兼容传承与突破的创新意识。 这套以经典为基、活学为法的思想体系，不仅直接滋养了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的创作实践，更在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中成为重要参照，为破解机械摹古的僵化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撑。 时至当代，黄庭坚关于经典传承与个性表达的平衡智慧，仍为消解“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提供着历史镜鉴。其思想并非倡导复古摹拟或盲目求新，而是主张通过“师古而不泥古”的辩证思维，实现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深刻印证了中国文论“常与变”的深层智慧。 周湖岭 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极具生命力的组成部分，黄庭坚的文学观并未随时代流转而褪色，反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持续焕新，为文学创作如何扎根传统、面向未来提供着不竭的方法论启示。 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１１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