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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巷里状元缘之十五:天启房稿

来源:修水网 作者:周湖岭 人气: 发布时间:2025-06-23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形成于隋朝,定型于唐代,延续至清末(1905年废除),历时约1300年。现代高考则是其延续。
  明代科举考试(尤其是会试)将考生试卷分配给若干个“房”(类似现代高考中的“阅卷小组”)。
  据《明史・选举志》载:“会试分十八房,各房官皆取其平日所推重者,谓之房师。”明成化年间(1465-1487),会试分房逐渐固定为十八个房,分别对应《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以及其他科目,故称“十八房”。选取平时最为推崇敬重的人担任各房房官,房官又称为“房师”。由房师独立评阅本房的答卷,将筛选出的优秀答卷即“房荐卷”推荐给主考官。
  例如某年会试,《春秋》经房房官收到300份考生试卷,房官会从中择优选出30份推荐给主考官,最终,该房推荐的试卷中有15份被主考官选中,成为当年进士。
  房师的学术水平和文风倾向直接影响考生命运。若房官未将试卷推荐给主考官,则考生直接落第;房官荐卷再由主考官决定去留。历史上许多名臣皆因房官慧眼识珠而得中进士。
  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文学家文徵明的曾孙文震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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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二十二年(1594),文震孟(1574~1636)二十岁时,即以《春秋》考中乡试,成为一名举人。但在后来的会试中,文震孟却连续九次落第,历时27年。天启二年(1622)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文震孟第十次参加礼部会试。三场考场下来,文震孟终于榜上有名,成了一名贡士。三月十五日,新科贡士参加殿试,文震孟一举夺魁,成为明朝第八十二位状元,位至内阁大臣。
  文震孟之所以实现惊天大逆转,就是因为遇上了一位能慧眼识才的房师,他就是江西宁州(今修水)人,太常寺卿周希令。
  据《天启壬戌科进士同年序齿录一卷_明天启_刻本_史_传记_贡举》①,天启二年(1622年)会试,周希令担任“春二房”房官,其所录取进士(门生)十五名,他们分别是:伍承载,陈殷,黄宗昌,孙征兰,李玉华,邢泰吉,文震孟,宋贤,毛舜徵,卫景瑗,许国士,熊胤震,戈允礼,颉鹏,赵怀玉。
(春二房文林郎给事中周希令江西宁州人)
  什么是“房稿”?
  清顾炎武《日知录・十八房》记载:“至乙卯以后,而坊刻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则举人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坊间刻印(出版社)的书籍有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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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叫“程墨”,收录的是科举三场(乡试、会试、殿试)考试中主考官的范文以及应试士子的文章;
  第二种叫“房稿”,汇集的是十八房进士的作品;
  第三种叫“行卷”,收录的是举人的文章;
  第四种叫“社稿”,收集的是儒生们在文社聚会时的课业文章。
  其中,“房稿”就是十八房进士的“房师”推荐的优秀文章合集。这些选集可供当时士子学习揣摩写作格式、技巧等,是科举考试的参考资料,类似现在的高考学习资料。
  当时民间书坊发达,为迎合考生需求,大量刊刻房稿、程墨等教辅书,形成庞大的科举出版市场。如《万历十八房稿》《崇祯丁丑房稿》等,成为后世考生的范文集。
  天启二年(1622)科也刊刻了房稿。
  状元文震孟的《药园文集》中有《壬戌春秋房稿合刻题词》和代房师《题房稿》,其中表述的家国情怀,师生情谊,至今读来,仍让人泪目。
  一、《壬戌春秋房稿合刻题词》
  故事,棘闱既竣,门人各以其所业贽于其师,师迺拔其尤者,评赏而传之国门,世所称房稿者也。房有专师,独治麟经,及戴氏礼者兼师,师虽兼,乃其所评赏者,亦专反其门人,独经义则时合。经义之合也,自两经而外,亦概未之有也。则非独其师兼也,繇两经举者,往往不能当他房之数,数既寡,非合刻不足以居巨帙。至若麟经之文,家有专门,颇相秘惜,三岁一悬咸阳之市,犹千金也。 湖岭
  壬戌之役,不佞出浒西周师之门,师春秋名家,其制举义声震秇林,而林师鹤胎以名太史兼其事,盖二三子欣欣幸得师矣。
  頋亡何而林师以省觐归,又亡何,而周师病卒于京邱。方周师之病甚也,犹手选诸子书稿而付之,孟精审简确,为一时冠,其所叙语,惇勉嘱累,凄惋绝不忍闻,而经义则遂巳散佚矣。
  其明年,林师自闽寄所阅文来,人仅踰十,文不满百,而是时孟既以逐臣归里,林密山深,讯问都绝,无能与同籍诸昆遍索帐中之秘,迁延二年,度此事终不可巳,因转相缘觅,得三百余首。至者梓之,不敢删也;未至者缺之,不敢历也。梓者不敢评,其评则林师所裁与原文所自载也。盖网罗搜弋,为诸昆效剞劂之后良苦,且以存吾师焉。事宛如生不忍割,亦不敢擅也。较之往刻,稍称巨丽伟观矣。不佞乃忾然叹吾师之不与寓目也。
  吾师以高第入中秘,即有志经世之业,沈黙自守,不妄言笑。既出为给事,其所条奏,皆国家利病,人所不经言者。疾且革,犹惓惓剖析于贤奸正邪之辨,不以病自弛也,乃竟赍志以没。
吾师之叙书稿,固云策名报国,有二三子在,吾复何忧?然则吾师之所望于吾侪者,当不徒区区爵位之名号之显融,而悬书帋贵,抑又其最浅鲜者矣。
  时艰方棘,报国迺所以报师也,诸昆能无朂焉。若孟三十载沉沦,一朝摈弃,君恩师恩,两无酬补,经术经世,唯以祝之。诸昆优游林壑,长称太平伟民,是亦吾师之所贻,与诸昆之所共相成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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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按照旧例,科举考试结束后,门生各自将自己的习作呈献给老师。老师便从中选拔出优秀的作品,评点赞赏后在京城传布,这就是世人所称的‘房稿’。
  房官各有专门教授的经书,如单独研习《春秋》的,以及兼授《礼记》(戴氏礼)的老师。老师虽有兼任不同经书的情况,但所评点的内容仍专注于各自的领域,只是门生的经义文章有时会相互融合。这种经义融合的情况,除了《春秋》《礼记》两经之外,此前几乎从未有过。这不仅因为老师兼任多经,还因为同时精通两经的考生,往往不及其他房官选拔的人数多。人数既然稀少,若不合并刻印,就难以汇集成大部头的文集。
  至于《春秋》经义的文章,各家都有专门的学问传承,彼此颇为珍视隐秘。以往每三年在京城书市悬挂售卖,价值堪比千金。
  壬戌年的科举考试,我出自浒西周希令老师门下。周老师是研究《春秋》的名家,他撰写的科举经义文章声名震动文坛。而林鹤胎老师以名太史的身份兼任另一经的房官,当时诸位同学都为能师从两位贤师而欣喜不已。
  不料不久后,林老师因回家省亲离开了京城;又过了不久,周老师竟在京城病逝。周老师病重时,仍亲手挑选诸位门生的书稿交付给我,筛选精审简约,堪称一时之典范。他所作的序言中,惇惇勉励、嘱托牵累,言辞凄婉令人不忍卒读,而两经的经义文稿却已散佚不全。 本文来自修水网
  第二年,林老师从福建寄来他评阅的文章,每人仅十多篇,总数不满百篇。此时我已被贬为逐臣回到乡里,身处山林深处,与外界音讯断绝,无法与同乡的诸位同仁遍寻老师留下的文稿。拖延两年后,料想此事终究不能作罢,于是辗转寻访,收集到三百多篇。已收到的文稿便先行刻印,不敢擅自删改;未收到的则暂时空缺,不敢随意补录。刻印时不敢妄加评点,所保留的评点都是林老师原有的裁断和原文自带的批注。
  这般搜罗征集,诸位同仁在刻书过程中着实费了一番苦心,也是为了留存先师的遗泽。书中往事宛如生前场景,我们不忍割舍,也不敢擅自改动。相较以往的刻本,这部合集已堪称宏大壮观了。只是我不禁感慨叹息,先师再也无法亲眼见到此书了。
  周老师以高名次进入宫廷秘阁,早有经世济民的志向,平日沉默自守,不轻易言笑。出仕担任给事中时,所上奏的条陈都是关于国家利害的关键问题,多是他人不敢言说的内容。
  病情危急时,他仍念念不忘剖析贤良与奸佞、正直与邪僻的界限,不因病重而松懈。最终却抱憾而逝。周老师为书稿作序时,曾说‘策名报国,有二三子在,吾复何忧’。由此可见,老师对我们的期望,绝不仅仅是官位显达、名号荣耀,而那些希望靠著书立说求取显贵的想法,恐怕又是其中最为浅薄的了。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如今时局艰难,报效国家才是真正的报答师恩,诸位同仁能不以此自勉吗?像我这样三十载仕途沉沦,一朝被朝廷摈弃,君恩与师恩都无以回报,唯有将经术与经世的理想寄托于诸位身上。希望诸位同仁能在山林间优游自适,长久地做太平盛世的贤达之士,这也是先师留下的福泽,需要诸位共同成就。
  二、《题房稿》③是状元文震孟据房师周希令所言代为撰写。
  壬戌春闱前之十日,适东陲告急,人心汹惧,天子意重文治,不为色阻,诏简文学禁近之臣,往董厥事。或谓当羽书旁午之日,而复取此侧弁吚唔之士,对偶训诂,岂时务所急,果欲赋诗退虏乎?㢤?不佞则曰:不不恇攘震撼之日,真才杰士必有应运而起者。先是余甫入棘前,偶征异梦,意名世之士必在今岁,乃竭精殚虑,摩娑尺幅,相士神理,冀网罗国宝,以储世用。神若告之,兆若叶之,所获十五,言人人殊,要皆吐吞性灵,勃发奇气,意必创获,语思垂范,非徒拘拘帖括,止慱一第巳者。比出棘而接见其人,无弗肖其文也;搜其笥中之所藏,又无弗肖其闱中之文也。稜稜凿凿,可以风世,可以经世,真才杰士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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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竣事而余且病,选成而余病益甚矣。蒲柳之质,望秋欲殒。䇿名报国:幸有二三子在,吾复何忧?勉旃最㢤,无自负,无我负。使他日名世烨然,追踪溯源,皆曰:是当出某之门者乎?藉有荣施,非一世矣。
  选不满百,非文不足多,亦非余病不能多,名世嗃矢正不必多也。顾余选不多而多者㦯,亦无以少此。


  译文:
  壬戌年春闱前的十天,恰逢东部边疆告急,人心惶惶。天子始终重视文治教化,并未因战事而动摇,于是下诏选拔宫廷中精通文学的近臣,前往主持科举事务。
  有人议论:“如今军事文书纷至沓来,正是急需应对边患之时,却还要选拔这些头戴侧弁、只会吟诵经书的书生,考他们骈文对偶、文字训诂,难道这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务?难道真要靠赋诗来击退敌寇吗?”
  我却要说:“并非如此!在这人心动荡、局势震撼的时刻,必定会有顺应时势的真才杰士涌现。”
  此前,我刚进入考场(棘院)之前,偶然做了一个奇异的梦,预感今年必定会有名扬天下的士人出现。于是我竭尽心力,反复揣摩每一份考卷,从文字中审视士子的精神与志趣,希望能搜罗到治国的栋梁之材,储备为国家所用。 湖岭
  仿佛有神明暗中指引,又似梦境的预兆得到了应验,最终选中了十五位士子。他们的文章风格各异,但都展现出超越常人的性情与风骨,字里行间勃发奇崛之气:立意力求创新独到,文辞追求成为后世典范,并非仅仅局限于八股文的格式、只为博取一个功名的人。
  等出了考场接见这些士子,发现他们的言行气质与文章风格完全相符;再翻看他们平日所藏的文稿,又与考场中的文章如出一辙。他们的文章立场鲜明、内容扎实,足以感化世俗、治理天下——真才杰士大概就在这里吧!大概就在这里吧!
  等到科举事务结束,我已积劳成疾,而选编文集时病情愈发严重。
  我本就如蒲柳之质(自谦体质衰弱),临近秋天便不堪秋风摧残。但所幸还有这些贤才在,我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希望你们自我勉励,切勿辜负自己的才学,也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
  倘若他日你们名震天下,追溯本源时,世人都会说:“这些人出自某先生门下!”如此一来,这份荣耀将不止于当世。
  此次选编的文章不满百篇,并非因为文章不够优秀,也不是我因病无法多选,而是名世之才本就不必以数量衡量。
  不过,我选编的数量虽少,但其中蕴含的“分量”,并不会因篇数少而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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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题房稿》中可知,等到科举事务结束,周希令因国事操劳已积劳成疾,而选编文集时病情愈发严重。
  半年之后的八月十四日,天子感念周希令为国操劳,晋升他为太常寺少卿。然而刚过十天,周希令竟因积劳成疾突然倒下,再也无法起身。在临终之际,他仍强撑着整理衣冠、正坐于席位,如同在朝堂之上端庄处事。得知消息后,知己好友如给事中谏官章允儒、赖良、佐传槐,御史李日宣、樊尚烨、吴之仁,以及门生如翰林院修撰状元文震孟、常州推官李绍贤、倪嘉善、杨行恕,节度使王相说、赵怀玉,县令戈允礼、毛舜岳等人,纷纷从各地赶来,他们在灵前拱手告别故人。周希令生前始终恳切真挚地以国事为念,最终平静离世,众人上前探视时,才发现他已溘然长逝。文震孟为周希令撰写了墓志铭,并代作《题房稿》。
  周希令(1566年—1622年),字子仪,号浒西,周季珊曾孙,周贲之孙,周期亮长子,宁州双凤周季麟、周季凤族曾孙,刑部尚书周期雍族侄。
  周希令年少即举童子第一,以《春秋经》应天1599年选贡,1600年中顺天乡试举人,1613年登周延儒榜进士,二甲二十三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主编《天问略》,首次将伽利略天文望远镜介绍到中国。1515年授兵科给事中,1620年礼科右给事中,转左给事中、户科给事中。光宗朱常洛即位,周希令上中兴十二要疏。熹宗朱由校继位,逆党势起,周希令与明末“天下第一廉吏”杨琏共同上疏,人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可贯日。1622年会试,周希令主管分房考试,他以《春秋经》著名当世,所选拔的都是才学出众之人,其中有状元文震孟。这年八月,皇帝嘉奖其功劳,晋阶太常寺少卿,不久因劳累过度,逝于任上,享年五十七岁。有《新刻春秋谈虎讲意》《天问略》等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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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末状元文震孟的记载中,我们得以触摸周希令这位经术与风骨兼具的明末士大夫灵魂。
(周希令《春秋谈虎讲意》)
  《春秋》名家与科举文运的引领者。
  周希令是明末研究《春秋》的权威,其撰写的科举经义文章“声名震动文坛”,甚至在京城书市中,《春秋》经义文稿曾“价值堪比千金”,足见其学术地位之高。他对经义的阐释既恪守家学传承,又能突破陈规,尤其在壬戌科考试中,作为《春秋》房官,他选拔的门生文章与兼授《礼记》的林鹤胎门下作品形成融合,打破了此前“经义融合罕见”的局面,体现了其开放的学术视野。在科举房官中,坚持以“真才”为选拔标准,与当时“字栉句比,心枯神瘁”的模仿之风形成对比。
  在病重之际,周希令仍亲自筛选门生文稿,以"挑选精审简约,堪称一时之典范"的严苛标准完成编选。其序言中"惇惇勉励、嘱托牵累"的字句,既饱含对后学的殷切期待,更深藏着对学术传承的使命感。直至生命垂危,他仍坚持以学术尺度裁断文稿,拒绝草率汇编,为后世留存了兼具文学美感与经术深度的科举文献,诠释了"临终托稿"的精神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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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死不改报国忧民的本色。
  文震孟记述周希令病逝前 “惇勉嘱累,凄惋绝不忍闻”,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国事的忧思。他以高名次入仕,任给事中时,所上奏章 “都是关于国家利害的关键问题,多是他人不敢言说的内容”。天启年间,阉党专权、边患频仍,他作为科举精英,既以经义研究维系学术正统,又以谏官身份介入政治,不避忌讳、直陈时弊,尽显 “以天下为己任” 的士大夫担当。即便病重,仍 “念念不忘剖析贤良与奸佞、正直与邪僻的界限”,将忧国忧民的情怀践行到生命终点。
  在《题房稿》中,周希令的选士标准更揭示其经世理想:他摒弃 “徒拘拘帖括,止博一第” 的功利化取向,推崇 “稜稜凿凿,可以风世,可以经世” 的文章,要求士子 “吐吞性灵,勃发奇气”,既要有思想创见,又需具备社会关怀。当 “东陲告急,人心汹惧” 时,他仍坚信 “真才杰士必有应运而起者”,这种对经术转化为治世能力的笃定,构成其报国情怀的学术根基。
  他将“报国”的精神火种传递给后学,正如门生文震孟在文中所言“君恩与师恩都无以回报,唯有将经术与经世的理想寄托于诸位身上”。周希令病逝后,他“迁延二年”辗转搜集文稿,“至者梓之,不敢删也;未至者缺之,不敢历也”,这种近乎固执的坚守,并非仅为保存文献,而是守护一种“报国”的精神火种。周希令所言“幸有二三子在,吾复何忧”,将师门期望从“官位显达、名号荣耀”升华为“报国”之志,批判“靠著书立说求取显贵”的浅薄观念。实则是将报国理想转化为文化基因,通过师道传承实现跨时代的精神接力。在他看来,即便朝政腐败、边患频仍,只要“真才杰士”不绝,士大夫的报国情怀便能在文化传承中生生不息。 本文来自修水网
  当文震孟感慨“时艰方棘,报国乃所以报师也”时,实际上揭示了周希令情怀的核心:报国不仅是对君主的忠诚,更是对士大夫道统的坚守。在明末“君恩师恩,两无酬补”的时代悲剧中,他以学术传承、直言进谏、师道培育为路径,将个体的报国情怀转化为一种文化符号——即便肉身消逝,其倡导的“经术经世”理想仍通过房稿、门生、精神话语得以延续,构成对黑暗时代的无声抗争。
  周希令的报国情怀,是明末士大夫群体精神世界的缩影。既浸润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家理想,又承受着“进亦忧退亦忧”的时代煎熬。他以经术为基、以谏言为刃、以师道为桥,在科举制度与政治黑暗的夹缝中,开辟出一条“报国”的精神小径。尽管其个人命运以“赍志以没”告终,但文震孟等门生对房稿的坚守、对“真才杰士”的期许,恰是其情怀的延续。在历史的长卷中,周希令的报国情怀如同一盏孤灯,虽未能照亮明末的全部黑暗,却为后世留下了士大夫在乱世中坚守理想的精神范式——所谓报国,不仅是对王朝的忠诚,更是对“道”的永恒追寻。

  周希令的一生凝结为三重鲜明形象: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经学家:以《春秋》研究名动天下,推动科举经义融合,维系学术传统;
  政治家:以谏官身份直言时政,将经术与治世结合,试图挽救明末危局;
  教育家:以严谨态度编选房稿,以师道精神培养后学,超越科举功利而重精神传承。

  其学术品格与政治风骨,无疑是明末知识阶层精神世界的典型缩影 —— 如同一盏孤灯,虽未能照亮乱世的全部黑暗,却为后世留下了士大夫在困境中坚守 “道” 的永恒范式:所谓报国,不仅是对王朝的忠诚,更是对理想信念的毕生追寻。

【原创文章 版权所有】

(2025年6月23日)
 


参考文献:
①《天启壬戌科进士同年序齿录一卷_明天启_刻本_史_传记_贡举》。
②《药园文集》、作者:[明]文震孟撰、版本:民国十九年长洲王氏晒印本、卷之十四、第256页、23卷。 湖岭
③《药园文集》、作者:[明]文震孟撰、版本:民国十九年长洲王氏晒印本、卷之十四、第254页、23卷。
④《药园文集》、作者:[明]文震孟撰、版本:民国十九年长洲王氏晒印本、卷之十四、第255页、23卷。

  三、《题房稿垂》
  去秋陈太史典淛试,归道吴门,出翁解元卷见示,余览之,惊异,谓于斯道又开一法门矣。乙丑(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乙丑年)既隽,偶取房稿读之,巳遍阅之,而文如翁者,且比比也,乃信风气变则俱变,心精灵则俱灵,闭门合辙,语不虚耳。因是有感于人文之际,尸之者天,乘之者运,若唐诗之初盛,而中而晚,作者不知也,览者得之,一时之览者,不即知也,后之览者得之。方其启思出想,伸帋命腕,风檐静晷,长灯烛明之下,森森鬼神,固有牗其衷而扶其腋者,灵变所至,不约而趋,又何怪㢤?变至今巳极,灵至今巳尽,而终不尽不极也。能为戊辰(1628年)房稿也者,则必不为乙丑房稿也者,每见操觚之士,行卷一出,转相配拟,字栉句比,心枯神瘁,方谓得其形模,肖其肤理,俄而头而神情又一换矣。深心玄览,必览其所不换者,而自得之,则林林秇苑,直巳陈之,忽既披之秀,而况是科之文,大都取象于子,学裁于玄,乍展涤神,久沿易赝,欲鲜太甚,本色或漓,浣濯过度,真质遂冺,巉刻彫镂,竭工索巧,大雅元音,倘不能无少伤乎?斯亦棅文起雅之君子,所宜瞿然而深念也者。课儿之业,间有丹铅,友人言焉,谓斯可垂矣。夫余遯处穷山不能躬,然太乙之蔾,寓目人文之盛,乃思窥群英之残膏剩馥,为垂世之日耶?斯言若殆为余解嘲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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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去年秋天,陈太史主持浙江乡试,路过苏州时,拿出翁解元的考卷给我看。我读后十分惊异,认为在科举文章之道上,这又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乙丑年(科举)考中后,我偶然取来各房考卷阅读,通篇读下来,发现像翁解元这样的文章竟然比比皆是。于是相信:时代风气变化,文章风格也会随之改变;人心灵慧,文章也会随之灵妙。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这话果然不虚。
  由此我感慨于人文与时代的关系:主宰其兴衰的是天意,乘势而起的是时运。就像唐诗,从初唐、盛唐,再到中唐、晚唐,作者创作时未必意识到风格的演变,但后世读者却能从中察觉脉络。当时的读者未必能立刻领悟,而后世读者却能有所收获。
  当作者构思动笔、铺纸运腕时,在风檐寂静、长烛通明的考场中,冥冥之中仿佛有鬼神启迪其内心、扶持其笔力。灵思变幻所至,众人虽未约定却自然趋同,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如今文章的变化已达极致,灵妙也已尽显,但终究不会真的穷尽。能成为戊辰年房稿的文章,必定不会重复乙丑年的风格。常常看到写作的士人,一旦某篇行卷流传出来,便纷纷模仿,字句雕琢,耗尽心神,自以为学到了形模肌理,不料转眼间文章的主旨与神情又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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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用心深察的人,必定会探寻其中不变的精髓,从而有所领悟。如此一来,那些繁多的文苑之作,不过是陈旧的草芥、已开过的花罢了。何况此科的文章,大多从诸子中汲取意象,在玄理中裁取格局。初读时令人心神澄澈,但长久沿袭就容易流于虚假:若求新求异太过,本色可能会流失;若雕琢修饰过度,真质就会隐没。一味追求冷峻刻画、精雕细琢,穷尽工巧,恐怕难免会损伤大雅正声吧?这也是主持文风、振兴雅正的君子应当警醒并深思的。
  我教导子弟读书时,偶尔会做些评点批注。友人说:“这些可以流传后世。”我隐居穷山,无法亲自主持文运,只能目睹人文之盛,于是想从群英的残膏剩馥中窥探一二,难道真能借此让文章流传后世吗?友人这话,恐怕只是为我解嘲罢了。
责任编辑:周湖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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