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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全省闻名的业余作家，从企业退休后悉心党史研究近三十载，年近九旬仍痴心不改。朱正平———与党史研究的不解之缘 知道县宁红集团退休干部朱正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闻名全省的业余作家，也知道他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向灾区捐献了两个月的退休工资，但却不知道他还悉心党史研究已近30年之久。县委党史办最近正在重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修水人民革命斗争史大事记》，年已86岁的朱正平是其中执笔者之一。在我县党史研究工作者刘烈根带领下，我得以认识这位前辈，对他在党史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才有所了解。 朱正平1922年5月出生于水源乡。其父朱北球1931年任中共光华区区委书记，1934年被敌杀害。因为是烈士的后代，使他自懂事起就对中共党史有了特殊的感情。 1961年，朱正平时任黄沙港垦殖场党委书记。垦殖场利用从四处收来的旧书、旧报纸、纸箱盒办起了一个简易的造纸厂。朱正平经常利用晚上的空闲时间，去仓库内翻阅旧书。一天晚上，他发现一本线装的《贞观政要》中夹着一张黄裱纸，竟是两张太平天国时期的安民布告。他知道这是极为珍贵的文物，便把收藏这两件文物的过程及内容写出详细介绍，寄给江西省博物馆。20天后，省博物馆李科友（后任省博物馆馆长）专程来修水调查，辨认为真品，还说，像这个时期的历史布告原件，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李科友告知朱正平，博物馆收藏文物有借展、收购、收藏者义捐三种途径。朱正平当即回答，什么借展、收购，文物本来就是属于国家的。之后，《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文物》杂志相继刊发了李科友撰写的朱正平义捐珍贵文物的报道。 HULING 朱正平1980年退休后，被县委安排到刚成立的县党史办继续工作，从此与修水党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六年间，他几乎走遍了修水各地，征集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还收集了40多件历史原件，其中余贲民烈士（秋收起义时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的望远镜和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婚姻法的布告等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中湖南省苏婚姻法的布告等文物对研究湖南省苏在修水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史料依据。他对平常所见所闻的有关历史史料都会留心记下来，收集整理，不断充实到相关材料中，还将研究成果写成文章投寄有关报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的《军史资料》1986年第三期就发表过他撰写的《红十六军曾编第八师》。长期以来，党史研究者大都认为湘鄂赣红十六军只有七、九师，无第八师，他根据历史文献、老同志回忆、文物和烈士英名录以及敌伪资料，证实红十六军曾编第八师。朱正平的这一考证，填补了军史研究上的空白。 他还与刘烈根合作写过多篇党史研究论文。其中由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市党史学会主编的《党史信息》，1988年2月1日第51期上发表的《关于湘鄂赣红军游击队平江嘉义集结后的番号》一文，对当时党史界对集结后部队的番号问题的多种说法提出质疑，根据他们在编写建国前《中共修水县组织史资料》时查阅的有关资料考证，认为1937年9月至同年底湘鄂赣地方红军游击队集结后，准确番号是“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在1988年12月1日第71期发表的《李宗白是否为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一任书记考》一文，提出李宗白只是代理书记，第一任省委书记是中央任命且未到职的李大盛。2006年12月，他们又在《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若干史实的考证》文中指出：这段党史中仍有一些重要史实至今尚未搞清，以致在一些书刊中以讹传讹，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在查阅了许多资料后，分别对湘鄂赣省委、省苏，湘鄂赣主力红军，湘鄂赣省级机关和红十六师突围等12个重要史实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他们的不同见解，引起了党史、军史专家的高度重视。 本文来自修水网 朱正平还是个特别“较真”的人。有一次他看到时任国家领导人的王震将军在1987年写的《红六军团小史》一文中有几处与史实有误，他不顾作者官有多大，秉笔直书，写了题为《与王震商榷“红六军团小史”》一文，寄往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在上海《党史信息》上刊登。 有一次，朱正平在查阅资料时了解到国家公安部曾在1955年6月向党中央提交《关于捕获大叛徒孔荷宠的情况报告》，联想到孔荷宠在叛变投敌后曾在修水建立反共的“湘鄂赣边区招抚公署”，对湘鄂赣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罄竹难书。为了披露大叛徒孔荷宠在修水的丑恶行径，他前后花了12年时间，翻阅了大量的有关史料，撰写《孔荷宠和他的“招抚公署”》一文，后在省政协主办的《光华时报》上发表。 采访时，朱正平还吟唱起了他少年时期在列宁小学就读时学唱的《苏区童谣》、《暴动歌》、《打倒列强》、《反对日本侵略》、《青年歌》等苏区歌曲。他告诉我，他已将这些歌词整理成册，配上简单的背景介绍，在纪念秋收起义80周年前夕交到了有关部门。 朱正平说：党史资料是无价之宝，在我有生之年能为此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服务打造修水红色品牌，让修水革命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是我的老之所乐。 HULI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