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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见了这个标题，或许会暗自嘀咕：一件新棉袄而已，值得这般絮叨？可他们哪里知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修水乡村，湿冷的冬天里，一件新棉袄对寻常人家的孩子来说，竟是足以在小伙伴中挺直腰杆的荣光，是藏在杉木箱深处、逢年过节才舍得拿出来的宝贝。 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刚进腊月，连绵的冷雨就裹着寒气浸进骨头里，墙角的青苔也冻得发暗。那天放学回家，我看见母亲正坐在烤火房的 木凳上，借着屋面玻璃“亮瓦”透进来的微光穿针引线，针线篓里摆着一小卷叠得整齐的黑色“洋布”——那是当时最时兴的面料，比家织的粗麻布顺滑，比土布结实，要凭有限的布票才能买来，只有过年才舍得拿出来做新衣裳。给老大我做件新棉袄，好给我御寒。母亲抬头看见我，眼里满是笑意，手指却没停下，针脚密密麻麻，沿着布料的边缘游走，木凳旁的火爐正发着微弱红光，驱散着些许寒意。 我凑过去摸了摸那块布料，凉丝丝的却透着韧劲，里子铺着的自产的新棉花，蓬松得像天上的云，还带着阳光些许的清香。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新棉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寻常人家的常态，长子身份的我有幸优先享有这份“待遇”。弟弟妹妹们围着凳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件渐渐成型的棉袄，小脸上满是羡慕——他们都知道，等我穿小了，这件棉袄会传给大弟，大弟穿小了再轮到小弟，直到针脚再也缀不住破损的布料，才会被母亲改成鞋垫或补丁布，继续发挥余热。 本文来自修水网 大年三十那天，母亲把缝好的新棉袄拿过来，示意让我穿上，又帮我整理着，尔后退出三五步，打量着我身上的棉袄：长度刚过膝盖，袖子稍微长了点。母亲就把袖口挽了两圈，用针线轻轻固定住：“明年长高了，解开就能穿。”那天晚上，我穿着新棉袄和小伙伴们在晒谷场放爆竹，点着的“滴滴金”在手里滋滋作响，火星溅得四处都是。突然，一阵风吹来，一个火星落在了我新棉袄左口袋上，“滋啦”一声，冒出一缕青烟。我慌得赶紧用手去拍，可还是烧出了个蚕豆大小的黄斑洞，黑色的布料被烧得发焦，露出里面的棉絮。 我当时吓得魂都飞了，站在原地不敢动弹。那件新棉袄，是爹妈挤占自己的布票指标买来的，是母亲熬了好几个晚上缝好的，若是被发现，轻则一顿臭骂，重则难免挨打。从那天起，我便多了个“小动作”：穿上棉袄就用小手死死捂住那个破洞，吃饭时用胳膊挡着，玩耍时捂住口袋外面，上学时也尽量低着头，生怕被别人发现。寒来暑往，南方的春天总带着湿气，我凭着这份小心翼翼瞒过了一冬又一春。春天回暖，母亲帮我拆棉袄准备收进木箱时，终于看见了那个破洞。她拿着棉袄端详了半天，没有骂我，只是叹了口气，找来一块同色系的碎布，剪成小小的补丁，一针一线地缝在了破洞上，“下次小心点，这布可金贵着呢。”父亲在一旁抽着水烟筒，也只是说了句：“孩子贪玩，没事”杉木箱里的木头香混着母亲的针线味，那份沉默里的温情，至今想起仍心头发热。 周湖岭 六十年代后期，国家轻工业渐渐发展起来，“洋布”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的确良、灯芯绒、府绸等面料走进寻常百姓家。公社的供销社货架上，各色布料琳琅满目，布票不再是稀缺物，人们的穿戴渐渐丰富起来。记得一九六六年冬天，母亲给我做了一件蓝色灯芯绒棉袄，还钉了塑料扭扣，比之以前的“洋布”棉袄洋气多了。那时，村里的年轻人开始穿起了军绿色的棉袄，姑娘们则偏爱粉色、黄色的面料，有件新棉袄再也不是值得炫耀的稀罕事。弟弟妹妹们也终于能穿上属于自己的新棉袄，不用再等着哥哥们替换下来的旧衣裳。 而如今，衣柜里的冬装更是五花八门。长款的羽绒服轻便保暖，短款的棉服时尚利落，带毛领的能抵御湿冷寒风，收腰的尽显身材；面料有羊毛的、真皮的、防风防水的，内胆有90%白鹅绒、鸭绒、仿生棉；色彩从经典的黑白灰到亮眼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让人挑花了眼。我们再也不必为一件新棉袄欣喜若狂，更不必为一个破洞惶惶不安——冬天出门，随便从衣柜里拿出一件，都比当年的“洋布”棉袄暖和舒适。超市里、网购平台上，各种款式的冬装随时可以买到，再也不用攒布票，等过年，温暖早已变得触手可及。 摩挲着如今衣柜里蓬松柔软的羽绒服，我总会想起那件黑色“洋布”棉袄。它的布料早已发硬，补丁摞着补丁，却藏着母亲深夜就着爐火的针脚、父亲沉默的疼爱，藏着那个年代修水乡村独有的湿冷与温暖。从“一件新棉袄穿三兄弟”到“衣柜里冬装满当当”，从“洋布”到鹅绒，从布票稀缺到物资丰裕，一件棉袄的变迁，何尝不是国家发展的缩影？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如今，母亲早已不在，可每当想起修水湿冷的冬天来临，我总会想起她缝棉袄时的样子，想起那件带着补丁的新棉袄。它教会我珍惜，让我懂得今日的幸福来之不易；它见证着时代的进步，让我亲历着国家从匮乏到富足的蜕变。一件普通的新棉袄，装着一代人的成长与记忆，装着一个国家的温暖与变迁——这，便是岁月留给我最珍贵的馈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