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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两宋时期的修水，亦是人文鼎盛之地。这里走出201名进士，更孕育了黄庭坚、余玠等八位先贤。他们或笔耕文史、开宗立派，或戍边御敌、治世安民，皆以爱国为民之志、清正廉洁之德，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修水八贤祠自明代始建，虽屡经损毁却始终承载着民众敬仰，民国时期重修时，多位政要为之题赞作序，足见其影响力跨越时空。 然而，史书中的文言记载，让先贤事迹难触大众。为让八贤精神照进当代，本报特邀余昌清先生主笔，以通俗语言、鲜活视角分期解读八位先贤生平。我们期许，透过这一窗口，读者能跨越古今，在市井烟火中感知修水文脉的厚重，从先贤故事里汲取前行的力量。
○ 余昌清
他是南宋末年右丞相，也是文天祥笔下的“国之遗老，时之清臣”。这位曾在朝堂上力主抗元的宰相，本欲匡扶宋室，却遭宦臣专权，在复杂诡谲的政治环境中，只能以圆通自保；当元军铁蹄肆意践踏着南宋山河，他始终力主抵抗，未曾有过丝毫退缩与动摇；临安城危在旦夕，却因朝堂腐败，他有心救国，却无力回天，只能“托故径去”；他虽退隐山林，却依旧全力支持文天祥等人的抗元大业；他，便是“修水八贤”之一的章鉴。 本文来自修水网 幼承家学 奠定君子根基 章鉴（1214—1294），字公秉，号杭山，晚年自号“寓叟”，嘉定甲戌年（1214年）正月十五出生在洪州分宁县高城乡（今江西省修水县杭口镇）的一个书香门第，其先祖自五代时便从福建浦城迁居分宁，世代以耕读传家，曾祖父章邦彦累赠太保，祖父章程官至迪功郎，父亲章汉彰任袁州司户参军。这样的家庭背景赋予了他良好的教育基础，幼年的章鉴，在分宁杭山的书香与泉声中成长，青年时期便以“容貌庄凝，气禀和粹”闻名。他早年在杭山的书院苦读，从其诗作《万松书舍》“万个长松覆短墙，碧流深处读书房”中，可窥见其勤奋刻苦的身影。受同乡前辈黄庭坚“文章节义”精神的熏陶，章鉴博览经史，尤擅《春秋》与理学。他“不烦父师苛责，儿时已如钜人”，自小就打下了“言动中矩、气禀和粹”的君子根基。这种早年的乡村生活经历，不仅培养了他的学识，更为他日后的隐逸情怀埋下了伏笔。淳祐四年（1244年），30岁的章鉴以别院省试及第，由此开启了在历史洪流中跌宕起伏的一生。这时距离蒙古灭金已过去二十余年，宋蒙战争阴云正逐渐笼罩江南大地。章鉴的仕途历经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累任江西提举司常平干官、大理司直、国子正、崇政殿说书，最终官至右丞相兼枢密院使，是修水八贤中官职最高的一位。 周湖岭 文脉长流 传承文化教育 章鉴进士及第后，第一份职务是岳州教授，在此期间，他在知州的支持下，力排众议，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列入必修课和必考课，把“先忧后乐”的精神融入湖湘士子的血脉，使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得以传承弘扬。同时，大力宣传太学生陈一发的事迹，陈一发天赋异禀，是宋代“岳州四贤”之一，他避政崇学笃教，章鉴到岳州任上时，年过半百的陈一发正在朝中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宋朝灭亡后，他与后来的章鉴一样，拒绝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宁隐不仕。在章鉴的努力下，岳州教育风气大为改善，培养出众多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如1256年丙辰科进士巴陵县郑幼杰、杨山龙和平江县吴釿，1259年己未科进士平江县胡应炎等。 《义宁州志》载有《宋理宗淳祐六年赐章鉴诰敕》：“朕初纂丕图，亟奉慈训，既御经幄，日亲群儒。深念进德立治之本，实由典学，朝夕罔敢怠忽，尚赖诸贤悉心启迪，毋有所隐。”敕谕中反映了宋理宗对章鉴经筵讲读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提升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章鉴的尊重和信任，也从侧面反映了宋代重视文化教育、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特点。 章鉴著有《杭山集》，因兵火失传，从《八贤词志》《义宁州志》载章鉴诗四首中我们可以看出，章鉴深受同乡前辈黄庭坚影响，深得江西诗派精髓。“百尺丝纶波荡漾，一宗诗派水潆洄。”“纵使丹青施妙手，难将写入画图中”“夜来风雨秋声早，一段新愁雪满颠”，章鉴以“一宗诗派”自喻传承之志，并化用黄庭坚笔下的山水意境，典型的黄庭坚“点铁成金”之法，从这些诗中，既可以看出章鉴因热爱家乡而对家乡自然景色的赞美，也可以读出章鉴的触景生情，这情就是忧患之情，与黄庭坚晚年以景抒情、托物言志、忧国忧民如出一辙。 周湖岭 宦海圆融 坚守大是大非 “器局宽宏，百忤不愠，尤不记人之过错”，章鉴为人宽厚，在朝时凡事无所不可。他待人以礼，与同事们都很好，被士大夫们戏称“满朝欢”，《宋史》亦称其“号宽厚，然与人多许可”。这种看似圆滑的处世哲学，实则暗藏苦心——在贾似道的高压统治下，他空有报国之心，却难以施展抱负，目睹满朝文武因言获罪，只能以“和而不同”的姿态维持官场平衡，他以宽仁为本，看似圆滑，实则是自保与无奈之举。正如他在《杭山》诗中所叹：“浪对客吟思却虏，偶观人弈悟筹边”，深刻反映了庙堂之上的复杂博弈，早已不是单纯的口舌之争，而是权臣党同伐异的角斗场。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章鉴毫不含糊。早年他就以“生民之利害，国事之得失，人材之进退”为己任，直言敢谏，被文天祥赞为“真儒无敌，中国有人”。他不逢迎贾党，不倾轧善类。咸淳年间，主持修订《经武要略》，试图提升宋军战斗力；上疏提出“萃材”之策，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力荐武宁进士叶点，称其“好学淹博，行己洁清”，践行“为国萃材”的初衷。他罢相的起因便是为韩震辩解，当韩震因主张迁都被诛杀时，他冒风险为其辩白“无逆谋”，其实他早就知晓可能会因此遭御史弹劾、罢官，却仍义无反顾。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清廉自守 传承高洁家风 在个人生活方面，章鉴堪称清廉的楷模。“无声妓之奉，于华靡玩好淡然不以介心”，他在朝时，不事奢华、歌妓之奉，对玩好之物毫不在意，不修边幅，生活极为淡然。归隐故里后，他与樵夫争席而不显露身份，尽显低调。曾有人向朝廷诬告他家中藏有帝王宝玺，官兵搜查时，只见他盖着破旧棉被蜷缩在床，家中陈设简陋，除一个玉杯外，再无值钱之物。其余陈设也十分简陋。一朝宰辅，犹如布衣，家中竟是如此的贫穷，那些受命搜查的官兵也不得不为之摇头叹息。据其子章沂孙所书《宋右丞相章公杭山先生圹志》记载，章鉴“自始宦以及枋用冰檗，自将奉人外，一介不取”；“官正议大夫，爵南昌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二百户，食实封九百户”，受朝廷俸禄丰厚，家中却无资财积蓄，清廉节俭令人赞叹。文天祥赞其“国之遗老，时之清臣，政教区画，风俗维新。富贵不淫，患难奚恤，神明其心，始终厥德”，草庐吴氏亦赞曰：“鉴清谨，虽为宰相辅，犹如布衣。” 章鉴不仅自己清廉，还将清廉家风传给子孙。其子章沂孙官至福建转运使，任内“冰檗自将，一介不取”；其孙章楙元早逝，却以“清白传家”遗训子孙。章鉴临终前，叮嘱家人薄葬，“勿用棺椁，以草席裹身即可”。其家族传承的“俭朴持家、宽厚待人”家风，深受后世推崇，他的清廉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据《八贤祠志》记载，有官员拜访其故居，见家徒四壁，不禁感叹：“堂堂丞相，竟无余财，真廉吏也！”乡人感其德，自发立碑，碑文“杭山苍苍，修水泱泱。公之风节，山高水长”，正是对他的高度赞誉。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力主抗元 无奈大厦将倾 咸淳十年（1274年），章鉴迎来仕途巅峰，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成为南宋末年宰执集团的核心人物。然而，此时的南宋朝廷，贾似道专权长达二十年，“公田法”等致使民怨沸腾，元军在伯颜率领下已攻破襄阳，长江防线危在旦夕。章鉴的拜相，与其说是重用，不如说是“救火”，某种程度上是朝廷试图通过启用新臣来挽回民心的无奈之举。 章鉴任右丞相时，文天祥给他写了封信《上章鉴杭山书》，《义宁州志》载有全文，当时的文天祥正任赣州知州，信中，文天祥从多个角度盛赞章鉴的才能与品德，说章鉴在担任小官的时候，就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复杂事务，像为百姓提供衣服、整顿田亩制度这样的民生之事都用心去做，是真正的大丈夫，又说章鉴意志坚定，做事稳重，不会因外界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和操守。“参之以运筹帷幄之神，辅之以折冲樽俎之密。”足见文天祥对其军事谋略与政治智慧的认可。“真儒无敌，中国有人。窃惟我朝之盛明，最系君子之翕合。”文天祥高度称赞章鉴是真正有学问、有品德的大儒。他认为“智周而道远，仁熟而义精”的章鉴履新，会像欧阳修和韩琦、邵雍和文彦博那样力挽狂澜，让南宋王朝重现往日的盛世景象。这种赞誉背后，实则是士大夫们对南宋官僚体系的最后期待。 周湖岭 章鉴始终力主抗元，在位时坚定支持文天祥主战，隐退后也积极组织力量支援文天祥抗元。但面对千疮百孔、争斗不断、腐败不堪的朝廷，个人力量终究难以阻挡历史的车轮。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攻破鄂州后，临安危在旦夕，章鉴目睹“龙蛇行而赤子瘁”的惨状，做出“托故径去”的争议之举。这一行为背后，实则是朝廷内部权力的激烈绞杀。左丞相王爚与参政知事陈宜中相互倾轧，勤王军久久不至，朝廷已然沦为空壳。章鉴的离开，与其说是临阵脱逃，不如说是对“君臣相疑、将卒离心”的绝望。《宋史》记载，“殿帅韩震之死，鉴与曾渊子明震无他”，章鉴为韩震辩解后，接着便遭御史王应麟弹劾“曲庇韩震”，最终削职回乡。由此可知，章鉴深陷权力斗争。所以《宋史》将其“托故径去”定性为“避祸”，而当朝廷“遣使亟召”时，他即便明知会被罢相，他仍慨然赴命，其政治上的无奈与忠诚可见一斑。 章鉴与文天祥的交往，是南宋末年士大夫精神的光辉典范。咸淳九年（1273年），文天祥在长沙拜见章鉴时，章鉴以“世道之责，其在君乎”相勉，期许他担当救国重任；在抗元过程中，章鉴虽未直接领兵，却通过举荐人才、筹措粮草等方式全力支持文天祥。德祐元年（1275年），文天祥奉诏抗元，章鉴虽已退隐，却在暗中联络地方乡绅，为文天祥提供情报和物资。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率军收复吉安，章鉴的门生故吏在后方组织义军响应，形成犄角之势。至元十五年（1278年），文天祥被俘，他恸哭三日，其《过毛竹山》曰“不信世间陵谷变，野樵偏识旧衣冠”，他以“旧衣冠”象征华夏道统，面对宋室的衰落，空有报国之心，这位以“野樵”自称的南宋旧宰辅，内心该是何等的悲哀，与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形成遥相呼应，展现出了坚定的民族气节与精神共鸣。文天祥被俘后，写下了著名的《谢章鉴杭山书》，清同治《义宁州志》载有全文： 湖岭 绵田负耒，投分一丘;楚泽乘轺，归忱两地。公造化吹嘘之赐，广详明钦恤之仁。昉履南维，辄笺西筦。伏念遭逢虽早，零落亦多。一壑白云，对哺乌而俯仰;十年流水，忘梦鹿之去来。不图元日之会同，犹记壮年之奔走。我车我牛，我辇方堕，影于湘波;维驹维骆，维骃胡强，颜于衡麓。未许赋东方之粟，乃趋泣南冠之囚。尊叱驭阳，回车辗转于君亲之际;皋明刑契，敷教剂量于政化之间。吏民甫接于咨询，风俗重为之感激。龙蛇行而赤子瘁，羔羊泯而素丝伤。非扶内地之本根，曷壮重湖之保障。曹刿之战长勺，或云察鲁狱之功;孔明之驻临蒸，正在破荆贼之后。恍闻风而兴起，凛受命之艰难。兹盖恭遇某官，德业两朝，人物三代。颂庆历之圣德，政府经纶;用淳熙之真儒，中天黼黻。诞笃缁衣之造，齐调金鼎之和。遂沐匿瑕，亦叻将指。某敢不应承清问，惠迪嘉师。奉使登车，敢自诡范滂之操;为亲拜表，尚曲全李密之私。激切未央，敷荣祗浅。 文中体现了文天祥当时复杂而沉痛的心情，“龙蛇行而赤子瘁，羔羊泯而素丝伤”，表达了对战乱中百姓疾苦的同情以及对国家根基动摇的痛心。“一壑白云，对哺乌而俯仰；十年流水，忘梦鹿之去来”，流露出对时光流逝、自身遭遇坎坷的感慨。他们都对国家命运深感忧虑，但面对腐败的朝廷，却是那么的无奈。“非扶内地之本根，曷壮重湖之保障”“未许赋东方之粟，乃趋泣南冠之囚”，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纵使身处困境仍心系国家，依然保持着对国家和理想的忠诚，有着渴望力挽狂澜的决心，心情悲壮而激昂。 周湖岭 退隐山林 余生坚守抗元 临安王朝覆灭后，章鉴深知复宋无望，选择隐居山林，自号“寓叟”，以“余生几何，实为天壤间一逆旅尔”明志，将“不以得丧动其心”的气节融入骨血。他拒绝元朝的“金台征召”，他“拥败衾卧”以“病体难支”拒见元使，效法东汉杨彪“不为曹操屈”“屡以疾辞”，并告诫子孙“勿踏胡尘”，其家族成员无一人在元朝为官，以“不合作”的态度坚守士大夫的尊严。 隐居期间，杭山的钓台与茅庐成为他的精神阵地。他捐资修建广济桥，动员“杭左右之人，供需不匮”，将地方建设与凝聚民心相结合，为抗元积聚力量，后来虽然桥毁于洪水，但他“一生事业济民计，千里山河救国心”的抱负从未改变。他还利用地方威望联络乡绅，“输金粟、献甲胄”，通过门生故吏传递元军动向。《义宁州志》载有章鉴所作的《千秋观记》，文中他以记录道教名观复兴为掩护，实则暗中联络文天祥旧部，资助抗元义军，聚集抗元志士，“隐于野而抗于内”，展现了章鉴非凡的韧性。 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章鉴在寓所“整冠危坐”而逝，享年80岁。临终前，他唯一遗憾是“挂冠不早”，并叮嘱子孙：“吾憾非挂冠早，乃憾未能早护乡邦于危亡。”——所谓“憾”，并非悔悟仕途，而是憾恨未能更早以民间力量抵御外侮，这份至死不渝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 周湖岭 元朝晚期，章鉴被列为“修水八贤”，供八贤祠永世纪念。民国时编修《八贤词志》，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其题写《章公杭山赞》: 章公杭山赞 出欲匡时，而遭时之不可为。退止洁身，而未以身同天下之安危。盖其目击朝纲之败，国势之衰，徒分亡国之斧，难为大厦之支。敝屣荣利，而得去迹，惟怯而心可悲。迨以被累，放归田里遨嬉。横来逆群之谤，几于不测之罹。幸素行之高洁，终身泰而名垂。洎夫炎宋祚倾，陵谷迁移，佯狂避世，山陬水涯。虽未能扶义而起，复我邦族，要观腼颜臣妾于胡虏者，公讵不失为吾汉族男儿。 李宗仁 章鉴的一生，以其卓越的才学、坚定的气节、清廉的操守和不懈的抗争，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故事，激励着后世之人在面对困境与抉择时，坚守正义、秉持初心，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荣耀奋勇前行。现章鉴的家乡修水县杭口镇杨坊村建有章鉴纪念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