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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黄庭坚诞辰980周年 山谷文化系列
摘要：本文聚焦苏东坡（苏轼）与王庠（字周彦）的往来书信，结合北宋新旧党争背景，梳理核心人物关系、书信脉络及历史价值，还原北宋士人交往与贬谪境遇。政治背景上，黄庭坚因新旧党争贬黔州（1095-1097），苏轼先贬惠州（1094-1097）再贬儋州（1097-1100）。人物关系中，王庠是苏轼侄女婿，苏轼为其代写致黄庭坚引荐信，搭建二人交往桥梁；王庠弟王序亦为苏轼姻亲晚辈，曾派专人赴惠慰问。核心书信共5封（排除1封存疑信），另有致黄庭坚、王序信各1封：惠州时期信中，苏轼或回应王庠赴黔见黄庭坚之请，或自述痔疾、家人分散困境，更传授“八面受敌”读书法；儋州时期信则诉“无士人、无医药”之孤寂。文中还考证北宋跨区域交通艰难，如荣州至惠州单程需130余日，往返近一年。这些书信不仅印证私人情谊，更具实证价值：澄清士人交往史实，还原党争影响与交通实况，承载苏轼治学思想，展现北宋士人“文行超然”的精神境界。论文版下载：苏东坡与王庠（字周彦）的书信交往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关键词：黄庭坚；苏轼；王周彦；王庠；王序； 苏东坡与王庠（字周彦）多有书信往来，由此可窥见苏东坡、黄庭坚、王庠三人彼此关联的线索。 黄庭坚因早年参与编修《神宗实录》，在北宋新旧党争中遭新党（章惇、蔡卞等人）罗织罪名，被指控“诋毁新法”。绍圣二年（1095）正月，宰相章惇、蔡卞以“修《神宗实录》不实”为由，将黄庭坚贬为涪州别驾，安置于黔州（今重庆彭水）。此次贬谪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移往戎州，前后约两年零两个月。 就在黄庭坚贬居黔州期间，王庠曾致信被贬惠州的苏轼（当时苏轼被贬在岭南地区），表达了想远赴黔南（即黄庭坚贬所黔州一带）拜见黄庭坚的意愿，并恳请苏东坡代为撰写一封引荐信。苏东坡接信后，不仅回复了王庠（即《与王庠》之一），在信中既肯定了王庠求见的诚意，也委婉提醒其需考量“久违亲庭远适”的现实因素；同时，他还专门致信黄庭坚（即《与山谷书》），向其引荐王庠，为二人的结识搭建了桥梁。 由中可见，王庠是苏轼侄女的丈夫，即苏轼的侄女婿，他与黄庭坚的结识，苏轼是关键介绍人，而三人的互动，也通过这两封书信得以清晰呈现。 周湖岭 一、苏东坡《与王庠》之一 惠州 王庠想去拜见贬居黔州的黄庭坚，写信请苏东坡为他写一封引见信。 承欲往黔南见黄鲁直。此古人所难，若果尔，真一段奇事也。然足下久违亲庭远适，更请熟虑。今谩写一书，若果行，即携去也。 苏东坡回信道：承蒙您告知，想要前往黔南（重庆彭水）拜见黄鲁直（黄庭坚）。这即便是在古人身上也难以做到，若您真能成行，那可真是一段不同寻常的佳话啊。不过，您已经许久没有陪伴在父母身边，却要远赴他乡，还请您深思熟虑。如今我姑且写一封信，您若是最终决定出发，便带着这封信去见他吧。 苏东坡为王庠写了一封引荐信，同时写了一封信给黄庭坚，即《与山谷书》： 某有侄婿王郎，名庠，荣州人。文行皆超然，笔力有余，出语不凡，可收为吾党也。自蜀遣人来惠，云：鲁直在黔，决当往见，求书为先容。嘉其有奇志，故为作书。然为闻其太夫人多病，未易遂去，漫为一言。眉人有程遵海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盖师之。此两人有致穷之具，而与不肖为亲，又欲往来黄鲁直，其穷殆未易量也。 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抵达惠州贬所，至绍圣四年（1097）四月再贬儋州，其间长期居留惠州。信中“自蜀遣人来惠”明确表明此时苏轼正在惠州，而王庠从蜀地（今四川）派人专程前来；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黄庭坚在黔州的时间窗口：黄庭坚于绍圣二年（1095）四月抵达黔州（今重庆彭水），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因避嫌移往戎州（今四川宜宾）。信中“鲁直在黔”的表述，说明此信必写于1095年4月至1097年3之间，而苏轼此时恰在惠州。 苏轼致黄庭坚书信：我有个侄女婿叫王庠，荣州人，文采与德行皆超然出众，笔力充沛，出言不凡，可纳入我们的行列（指文学同道）。他从蜀地派人来告诉我，说您在黔州，他决定前往拜见，求我写信引荐。我赞许他有奇志，故写此信。但听说他母亲多病，未必能轻易成行，姑且先提及此事。眉州有位程遵海，也是位奇士，文章更显老到，王庠曾以他为师。这两人都有不可限量的特质，又与我是亲戚，还想往来于您门下，他们的潜力恐怕难以估量啊。 王庠之志、苏轼之赞、黄庭坚之名，在此一纸书信中交汇，正是宋代士人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北宋时期，荣州（治今四川荣县，北宋前期属梓州路，熙宁五年后属潼川府路，书信往来时归潼川府路管辖）至黔州（治今重庆彭水，属夔州路）无直达驿路，需经地方驿道与区域主干道结合绕行。 主要路线有二： 一是水陆联运线：从荣州出发，经内江、泸州，顺长江而下至涪州（今重庆涪陵），再溯乌江而上至黔州（彭水）。此线依托长江干流水运至乌江门户，实现高效转运，为当时最常用路径。 本文来自修水网 二是陆路线：荣州→内江→永川→涪州→黔州。此线全程陆行，穿越川东平行岭谷与武陵山脉余脉，山路占比逾六成，通行极为艰难。 据研究，北宋1里约合今530–560米。综合地形与驿道走向，两地实际驿程约为800–1200宋里（约440–670公里），约为现代直线距离的1.5–2倍。绕行主因在于避让高山、沿河布线，并串联沿途州县（如内江、泸州、涪州），形成以涪州为枢纽的区域交通网络。 当时官员与士人长途出行，以骑马为主，辅以步行。其中，官员公务出行可凭驿券调用驿马，适应山地与长程需求；士人私人出行多自备马匹，无权调用官驿马。乘轿因需多人抬行、山路难通，在川东地区极不普及，仅体弱者于短途偶用。普通驿卒日行约50宋里（28公里），士人因携带行李、沿途停留，日均仅30–40宋里（16–22公里）。因此，自荣州赴黔州通常需20–30日，若逢雨季道路泥泞，耗时可逾月。 正因如此，当王庠欲从荣州前往黔州拜谒贬居于此的黄庭坚时，苏东坡在信中委婉提醒他“久违亲庭远适，更请熟虑”——如此遥远且艰险的路程，在北宋属于典型的“长途跋涉”，需充分考量现实成本。 周湖岭 二、苏东坡《与王庠》之二 惠州 轼启：二卒远来，承手书累幅，问劳教诲，忧爱备尽。仍审侍奉多暇，起居万福，感慰深矣。轼罪责至重，上不忍诛，止窜岭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来书开说过当，非亲朋相爱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诗，词气比旧益见奇伟，粲然如珠贝溢目。非独乡闾世不乏人为喜，又幸珍材异产，近出姻戚，数日读不释手。每执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废学久矣，近日尤不近笔砚，见少时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犹欲使议论其间，是顾千里于伏枥也。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南迁以来，便自处置生事，萧然无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几百日，缘此断荤血盐酪，日食淡面一斤而已。非独以愈疾，实务自枯槁，以求寂灭之乐耳。初欲独赴贬所，儿女辈涕泣求行，故与幼子过一人来，余分寓许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与之相忘，如本无有也。足下过相爱，乃遣万里相问。无状自取，既为亲友忧及，又使此两人者蒙犯瘴雾，崎岖往来，吾罪大矣。寄遗药物并方，皆此中无有，芎尤奇味，得日食以御瘴也。轼为旧患痔，今颇发作，外无他故，不烦深念。会晤无期，惟万万以时保练。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苏轼这封信的写作地点为宋代广南东路惠州，时间为绍圣元年（1094）十月抵达惠州后，至绍圣四年（1097）四月再贬儋州前，即他被贬惠州安置期间。 信中多次出现“窜岭海”“南迁”“瘴雾（宋代指岭南湿热地区易引发疫病的雾气）”等地域标识，结合苏轼的贬谪履历可知：“岭海”在宋代通常指岭南（今华南地区）及南海沿岸地带，而他被贬岭南期间的核心居所仅有两处：一是惠州（1094—1097），二是儋州（1097—1100年，今海南，当时属广南西路）。进一步排除儋州、锁定惠州的关键依据有二： 信中“苦痔疾，呻吟几百日，缘此断荤血盐酪”“日食淡面一斤”的描述，与苏轼惠州时期的真实经历完全呼应——他在惠州曾因痔疮剧烈发作，于《与程正辅书》（程正辅为苏轼表兄，当时任广南东路提刑）、《与王定国书》《答郡中同僚》等信中多次提及“断荤食淡以治痔”，甚至具体说到“日啖菜羹，不设盐酪”，细节高度重合，可佐证写作时空与惠州时期一致； 信中“与幼子过一人来，余分寓许下、浙中”（仅带幼子苏过赴贬所，其余家人分散寄居许州、浙江），是苏轼初到惠州时的家庭安排；而他绍圣四年再贬儋州时，家人已改留惠州（长子苏迈携家眷在惠州居住），仅苏过仍随行——这一差异可以明确排除儋州时期，进一步锁定写作时间在惠州居留期间。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苏轼信中说道： 两位差役从远方而来，承蒙您亲笔写下好几页书信，既有慰问关怀，又有教诲指点，关切爱护之情无微不至。还得知您日常侍奉（长辈）之余多有闲暇，身体安康、起居顺遂，我内心的感激与慰藉难以言表。 我身负的罪责极为深重，皇上不忍心将我处死，只将我贬谪到岭南沿海之地。此刻除了感念皇恩、反思过错，我已无暇顾及其他。您在信中对我过分赞誉，这并非亲友间爱护保全我的恰当方式，我对此深感惶恐，实在惶恐！ 您寄来的佳作与新诗，文辞气度比起以往更显雄奇卓绝，光彩夺目如同珍珠美玉满目光辉。我不仅为乡里之中从不缺乏有才之士而欣喜，更庆幸这般优秀的人才，竟是我身边的亲戚（姻亲）。这些天我对您的诗文爱不释手，常常拿着它们对人说：“这是我家王郎写的文章啊！” 我这把老骨头早已荒废文事，近来更是不沾笔墨。如今再看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竟像隔世的往事、旁人的作品一般，全然没有了当年的感觉。您还想让我对您这些诗文发表评论，这就如同指望伏在马槽旁的老马，还能奔驰千里一样（自谦无力胜任）。 我年轻时本想隐居山林，可父亲与兄长不允许，又被婚姻和仕途所迫，才沉沦在世俗中直到如今。自从被贬南方以来，我便自己安排生活，身边空寂无物，大致就像云游四方的行脚僧。近来又受痔疮困扰，呻吟痛苦了好几百天，也正因如此，我断绝了荤腥、肉类与盐酪，每天只吃一斤清淡的面条。这不只是为了治愈疾病，实际上是刻意让自己身心枯淡，以追求佛教中清净寂灭的乐趣罢了。 周湖岭 起初我本想独自前往贬谪之地，可儿女们哭着请求随行，所以最终只带了小儿子苏过一人前来；其余家人分别寄居在许州（今河南许昌）、浙江一带，分散居住以依靠各自的生计过活。既然他们不在眼前，我便与他们彼此忘怀，仿佛原本就没有这些牵挂一般。 您对我过于厚爱，竟派人不远万里前来慰问。我自身行为失当才招致这般罪责，既让亲友们为我担忧，又让这两位差役蒙受瘴气侵害、在崎岖路途上来回奔波，我的罪过实在太大了！ 您寄来赠送的药物与药方，都是这偏远之地所没有的，尤其是川芎，药效奇特，我得以每天服用它来抵御瘴气。我是旧有痔疮的老毛病，如今发作得比较厉害，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不适，不必劳您深切挂念。 相见的日子遥遥无期，只希望您千万要按时调养身体，多加保重。 苏轼在信中特别提及“二卒远来”“又使此两人者蒙犯瘴雾，崎岖往来”“万里相问”，可见王庠特意指派这两人，拿着亲笔书信、带着药物从家乡荣县不远万里赴惠州看望苏轼。 三、苏轼《与王庠书》之三 惠州 轼启：远蒙差人致书问安否，辅以药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余日乃至，水陆盖万余里矣。罪戾远黜，既为亲友忧，又使此两人者跋涉万里，比其还家，几尽此岁，此君爱我之过而重其罪也。但喜比来侍奉多暇，起居佳胜。轼罪大责薄，居此固宜，无足言者。瘴疠之邦，僵仆者相属于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则饥饱过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烦深念。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经说》一篇，诚哉是言也。西汉以来，以文设科而文始衰，自贾谊、司马迁，其文已不逮先秦古书，况其下者。文章犹尔，况所谓道德者乎？若所论周勃，则恐不然。平、勃未尝一日忘汉，陆贾为之谋至矣。彼视禄、产犹几上肉，但将相和调，则大计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经营，则吕后觉悟，诛两人而汉亡矣。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三复来贶，喜抃不已。应举者志于得而已。今程试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厌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为时所弃也。又况得失有命，决不可移乎？勉守所学，以卒远业。相见无期，万万自重而已。人还，谨奉手启，少谢万一。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苏轼《与王庠书》之三译文 苏轼谨启：承蒙你从远方派人送信来问候我的安康，还附带送来药物，这份关切之情实在深厚。送信人从二月二十五日出发，到七月十三日才抵达，总共耗时一百三十多天，水陆路程大概有一万多里。我因罪被贬远方，已然让亲友们担忧，如今又让这两人跋涉万里为我奔波，等他们回到家中，这一年几乎都要过去了。你这般厚爱我，反而让我罪过更重了。不过，听闻你近来侍奉母亲之余尚有闲暇，身体起居也都安好顺遂，我心中又稍感宽慰。 我罪孽深重，却只受到较轻的责罚被贬此地，在这里本就应当安分度日，没什么值得多说的。这是疫病流行的地方，倒下的人接连不断，但细看他们患病的原因，要么是不能适应寒暑变化，要么是饮食饥饱无度；只要不犯这些毛病，也不会立刻生病。倘若生命的期限真的到了，本就无法逃避，这又与身处南方或北方无关。正因如此，我在此地才能安然处之，你不必深切挂念。 你前后寄来的著述文章，都带着古代文人的风骨气度，大致能清晰表达出自己想传递的心意。孔子说：“言辞能把意思表达清楚就够了。”言辞达到“表达清楚”的程度，便已足够，再没有需要额外添加的东西了。你写的《经说》那篇文章，确实印证了这话的道理。从西汉以来，朝廷以文章设立科举科目，文风却从此开始衰败：即便是贾谊、司马迁的文章，已经比不上先秦的古书，更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文章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所谓的道德修养呢？ 周湖岭 不过你对周勃的评价，我恐怕不能认同。陈平、周勃从未有一天忘记汉室，陆贾也为他们谋划得十分周全。在他们看来，吕禄、吕产（等吕氏族人）不过是案上待宰的鱼肉，只要将相之间和睦同心，平定吕氏、安定汉室的大计自然能确定。倘若像你说的那样，要“事先谋划行动”，反而会让吕后察觉异常，若吕后杀了陈平、周勃两人，汉朝恐怕就真的要灭亡了。 我年轻时喜欢议论古人，年老后经历了世事变迁，常常后悔自己过去的言论过于偏激，所以乐于把这些感悟告诉你。儒家学者的弊病，往往是多空洞文辞而缺少实际用处。贾谊、陆贽务实致用的学问，如今几乎已不在世间流传。我年老多病，眼看将要离世，原本只想把这些道理教给自家子弟，没想到在姻亲中，竟还有你这样能懂这些的王郎！多次研读你寄来的著述，我真是欣喜不已。 参加科举的人，大多只一心求考中罢了。如今科举应试的文章，千篇一律，考官早已厌烦，即便迎合文风也未必能考中。像你这样坚守自己的所学、不轻易改变的人，必定不会被时代抛弃。更何况，得失本有天命，绝非人力可以改变？希望你努力坚守所学，以完成长远的学业与志向。 以后再见面的机会渺茫，务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派来的人要回去了，我恭敬地写下这封信，稍稍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哪怕只是万分之一。 周湖岭 据《宋史》，王庠曾以《经说》寄苏轼，谓：二帝三王之臣，皆志于道，惟其自得之难，故守之至坚。如孔、孟作六经，斯道有一定之论，士之所养，反不逮古，乃知后世见六经之易，忽之不行也。轼复曰：经说一篇，诚哉是言。[ 《宋史》、作者：[元]脱脱等奉敕撰、版本：武英殿本、卷二百二十一、第5623页、671卷。]正是苏轼《与王庠书 三》中所言。 苏轼《与王庠书 三》的写作地点为宋代广南东路惠州，写作时间则在绍圣二年（1095）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四月之间，更精确指向绍圣二年（1095）下半年——即苏轼被贬惠州安置的中期阶段。惠州虽湿热多疫，但属岭南交通枢纽，有城郭、寺院及亲友接济（如苏轼表兄程正辅时任广南东路提刑，常为其提供药物、物资），与信中“远蒙差人致书……辅以药物”的细节吻合。儋州时期苏轼虽有‘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与苏过书》）之叹，亲友接济远少于惠州。 儋州被时人视为“海外化外之地”，信使需经海路辗转，耗时远超“一百三十余日”，而蜀地至儋州需额外经琼州海峡，单程即超200天。且苏轼在儋州“杜门自守，无复与人相见”（《答参寥书》），不可能频繁收到蜀地亲友的书信与药物，与信中“人还，谨奉手启”的顺畅通信节奏矛盾。 本文来自修水网 送信人二月出发、七月抵达惠州，苏轼收到信后即刻回信，因此回信时间应在绍圣二年（1095）七月至八月，此时苏轼已抵惠州近一年（1094年10月到惠），生活稍定，具备接待信使、撰写长信的条件；若晚至绍圣三年（1096），苏轼因侍妾朝云去世（1096年7月），书信多显悲戚，而此信虽提“罪戾远黜”，却有“居之泰然”的平和，心境更贴合1095年的状态。 北宋时期从荣县（今四川自贡荣县）到惠州（今广东惠州）的距离，约2000-2500现代公里（或3600-4500宋里），且需绕行艰险路段。人员往返需沿“陆路+水路”混合路线行进，路线大致如下： 从荣县出发，先沿蜀地驿路向东至泸州、重庆，接入长江水道；顺长江而下，经夔州（今重庆奉节）、江陵（今湖北荆州），岳州（今湖南岳阳），再沿湘江逆流而上或转陆路至潭州（今湖南长沙）、郴州（今湖南郴州），翻越大庾岭（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关键通道）；进入广东后，沿北江、东江流域的驿路南下，最终抵达惠州。 以当时 “步行 + 搭便船” 的混合交通方式，理想状态下（无雨季阻滞、水路顺行）每日可行进 20-30 现代公里，单程需 2-3 个月。参考 1094 年苏轼从定州（今河北定州）赴惠州的行程：全程约 4000 宋里（折合 2200 现代公里），耗时近 4 个月；荣县至惠州的直线距离虽比定州至惠州更近，但需绕行蜀地驿路、长江水道与南岭山路，路线复杂度更高，因此单程时间应与定州赴惠相近，或略短一些。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北宋时期从荣县到惠州的往返时间，理想状态下约为 6-8 个月（单程 2-3 个月 ×2）。但苏轼在信中明确记录此次送信 “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余日乃至，水陆盖万余里矣”——130 多天（约 4 个多月）的单程耗时，比理想估算更久。这里的 “万余里” 是北宋人对 “长途跋涉” 的习惯性概数表述（类似 “千里迢迢” 的夸张化表达，旨在突出路程遥远），并非实指 10000 宋里；而实际耗时增加，推测是因长江汛期停航、南岭山路泥泞等客观阻碍，导致每日行进速度降至 15-19 现代公里，这一耗时也更符合北宋跨区域长途行程的真实情况。至于 “比其还家，几尽此岁”（往返几乎耗满一整年），则进一步印证了 “理想 6-8 个月” 与 “实际近 1 年” 的差异，更能凸显王庠派专人送信时，不惜耗费大量盘缠、时间，且承担人员安全风险的心意，足见其对苏轼的重视。 四、苏轼《与王庠》之四 惠州 别纸累幅，过当。老病废忘，岂堪英俊如此责望耶？少年应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大略与近岁应举者同尔。亦有少节目，文字才尘忝后，便被举主取去。今日皆无有，然亦无用也，实无捷径必得之术。但如君高材强力，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实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苏轼《与王庠》之四译文 你另外写的那几页信篇幅很长，里面的夸奖实在太过抬举我了。我现在又老又病，记性也差得厉害，怎么承受得起你这样杰出的人如此高的期望呢？ 我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曾记录过科举的名额、制度演变以及考题等内容，大致和近些年参加科举的人记录的东西差不多。当时也记了些细节要点，但我写的文章水平低下，排在后面，写完就被推荐我的人拿走了，现在一点也没留下。不过就算留下，其实也没什么用，毕竟科举实在没有能保证成功的捷径。 但像你这样才华高、精力足的人，只要积累学问好几年，自然会找到成功的方法；不过说到底，这其实也看命运。 只是我有个浅见想告诉年轻求学的人：每读一本书，都要反复读好几遍，把它吃透。书籍就像大海一样丰富，里面什么都有，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吸收，只能挑自己需要的去学。所以希望求学的人，每次读书都抱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去探求。比如想了解古人治国兴亡的道理、圣贤的行事方法，就只抱着这个目标去读，别生出其他念头；再另外找一次，专门去探求历史事迹、典故史实、典章制度这类内容，也用同样的方法。其他方面都按照这个模式来。 这种方法虽然看起来迟钝，但等将来学问有成，面对各种问题都能应付自如，和那些只是粗略浏览书籍的人，水平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当然，这绝不是能快速见效的办法，说出来真是可笑可笑！
周湖岭 苏轼《与王庠》之四的写作地点为宋代广南东路惠州（今惠州市），其写作时间约在绍圣二年末至绍圣三年初（1095年底—1096年初），正值苏轼贬居惠州的“中期稳定阶段”。这一时期，其心境既已摆脱初至岭南时的困顿焦虑，又尚未遭遇侍妾朝云病逝的重大打击，因而成为其贬谪生涯中少有的相对安宁、思想沉潜的学术窗口期。 绍圣元年（1094）十月，苏轼南贬惠州，初来乍到之际，身心俱陷困境：一方面曾因痔疾剧烈，“呻吟几百日”，目昏体衰，苦不堪言（见《与王庠二》）；另一方面“家人分散”，仅携幼子苏过赴贬所，其余亲属分居许州、浙中等地，生活无依，居所未定（寓居嘉祐寺初期），信中屡现“萧然无一物”之叹，流露出深切的漂泊之痛。而至本信写作之时，苏轼已在惠逾一年，身体状况渐有起色，痔疾“稍愈”（《与程正辅书》载：“承寄药，甚济老疾”），生活亦逐步安顿，虽仍寓居嘉祐寺（白鹤峰新居尚未动工），但居所固定、物资有接济，精神状态趋于平稳，已彻底走出“初来乍到”的生存危机与心理震荡。 与此同时，此信亦写于朝云病逝之前，故未受丧亲之痛的侵扰。绍圣三年七月（1096年7月），侍妾王朝云卒于惠州，苏轼悲恸不已，此后书信中屡现“死亡之戚，相寻不已”（《与李之仪书》）、“老泪横流，肝肠寸断”（《与王敏仲书》）等语，情感基调陡转哀沉。而此信中语气温和、条理清晰，尚能从容论学（如系统提出“八面受敌”读书法），足证其时尚未经历此人生巨痛，心境未遭重创。 本文来自修水网 五、《与王庠》之五 儋州 轼启：前后所寄高文，无不达。日每见增叹，但恨老拙无以少答来贶。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声名于当时。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论，虽欲不显扬，不可得也。程夫子尚困场屋，王贤良屈为州县，皆造物有不可晓者。海隅风土不甚恶，亦有佳山水，而无佳寺院，无士人，无医药；杜门食淡，不饮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作书，又此信发书极多，不能详尽，察之察之！ 苏轼《与王庠》之五，此信的写作地点为宋代广南西路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写作时间则在绍圣四年（1097）七月苏轼抵达儋州后，至元符三年（1100）五月北归之前。信中“流落海隅”“无士人，无医药，无佳寺院”是关键地域标识： “海隅”在宋代不仅指“海边”，更常特指远离中原的“海外之地”，宋代特指远离中原的海外之地，此处指儋州。儋州当时属广南西路，被视为“化外之境”（时人称“海南”为“海外”），而苏轼此前贬谪的惠州（广南东路）虽靠海，但仍属“岭南内地”，且惠州城内有嘉祐寺等寺院，也有程正辅（苏轼表兄，时任广南东路提刑）、陈季常等亲友士人往来，与“无士人、无佳寺院”的描述不符；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四月因“讥斥先朝”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七月抵达儋州；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即位，苏轼获赦北归，五月离开儋州，此信必写于这三年间；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苏轼谨启：您前后寄来的高雅诗文，我全都收到了。我每天读这些作品，心中的赞叹便越发深切，只可惜我年老愚钝，没能用什么像样的东西稍稍回报您的这份馈赠。又因我如今流落海边贬谪之地，没法在当下为您的声名稍尽助力。但您的文气与才力本是天赋使然，终究会有公正的评价，即便想不显露张扬，也绝无可能。 那位程先生还在科举考场中屡屡受挫，王贤士也屈身担任州县小官，这都是上天安排让人难以理解的事。 海边的风土人情不算恶劣，也有秀美的山水，只是没有像样的寺院，没有可往来的读书人社群，也缺乏医药。我闭门不出，吃着清淡的食物，不饮酒，这样的日子大致也有一番别样滋味。 我眼下眼睛昏花又疲倦，加之这次要一同寄出的信极多，没法把想说的话都写得详尽周全，还请您体谅，务必体谅！ 六、《与王庠》之六 《民国荣县志》另有一则苏轼《与王庠》书 念七娘远书，且喜侍奉外无恙。自十九郎迁逝，家门无空岁，三叔翁、大嫂继往，近日又闻柳家小姑凶讣，流落海隅，日有哀恸，此怀可知。兄与六郎却且安健，幸勿忧也。因侍立阿家，略与道恳，不敢拜状也。 信中未明确是写给王庠的，未被宋代至清代的苏轼文集收录。这段文字中，“七娘”“十九郎”“三叔翁”“大嫂”“柳家小姑”“六郎”“阿家（婆婆）”均是家族内部亲属称谓，且通篇在说家族成员离世、自身漂泊悲痛的私事，与苏轼对弟子王庠的书信语境不匹配。此信中关键人物身份与苏轼家人错位、时间线混乱、不符合苏轼真实书信逻辑。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七、苏东坡与王庠之弟王序书《答王商彦》： 某忝姻戚，末未尝修问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存记及之。专人远来，辱牋教累幅，称述过重，慰劳加等，幸甚。即日履兹秋暑，尊体何似？某仕不知止，临老窜逐，罪垢增积，玷污亲友。足下昆仲曲敦风义，万里遣人问安否，此意何可忘？书词雅健，陈义甚高，但非不肖所当也。蜀、粤相望，天末何时会合？临书惘惘，未审受任何地？来岁科诏，伫闻峻擢，以慰愿望。更乞若时自重。人还，奉启少谢万一。不宣。 按：此绍圣初年书也。东坡以元年六月谪惠州，其年罢制科，以三省言二年立宏词科，故有峻擢之祝。序生于熙宁五年，时方二十一岁也。 “某忝姻戚”“玷污亲友”，苏东坡与王庠之弟王序是亲戚关系。 苏轼给王序（王庠之弟字商彦）写信道： “我和你家本有姻亲关系，却一直未能给你写信问候；加上我正获罪被排斥在外，哪敢指望你还惦记着我。 你专门派人从远方来，还承蒙你写了这么长的信给我，对我的称赞实在过誉，慰问的情意也格外深厚，我实在太感激了。现在正是秋老虎还没退的时节，你身体还好吗？ 周湖岭 我做官不懂适可而止，快老了还被流放，罪过越积越多，连累了亲戚朋友。你和你哥哥王庠特别重情义，从万里之外派人来问我安好，这份心意我怎么能忘？你信里的文字文雅又有力，说的道理境界也很高，只是我实在担当不起评论。 四川和广东隔得那么远，天各一方，咱们啥时候才能再见面呢？我写这封信时，心里挺怅惘的，还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个地方任职？明年科举诏令下来后，我等着听你被提拔高升的消息，好了却我的心愿。还希望你平时多保重自己。 现在你派来的人要回去了，我写这封信，略微表达一点我的感谢（实在难以报答你的深情）。就此停笔，不一一细说了。” 按语：这封信写于绍圣初年。苏东坡绍圣元年（1094）六月获令贬惠州，同年十月抵达贬所。那一年朝廷废除了“制科”（一种特殊科举科目）；后来因为三省（古代中央官署）提议，绍圣二年将要设立“宏词科”（另一种科举科目，二年议立，三年正式设立），所以苏东坡才会有祝王序“提拔高升”的话。 王序出生在熙宁五年，写信的时候，他才刚满二十一岁。 结合信文时序线索与按语史料，此信的写作时间：绍圣元年（1094）秋 按语关键佐证：“东坡以元年六月谪惠州，其年罢制科，以三省言二年立宏词科，故有峻擢之祝”。苏轼绍圣元年六月被贬惠州，同年朝廷废除“制科”，三省提议次年（绍圣二年）设立“宏词科”；信中“来岁科诏，伫闻峻擢”正对应“绍圣二年宏词科议立”的背景，且信中“履兹秋暑”点明季节为秋，故写作时间可精确为绍圣元年（1094）秋（约10-11月），距苏轼抵达惠州（1094年10月前后）仅1-2个月，属“初贬惠州的适应期”。 本文来自修水网 年龄印证：按语“王序生于熙宁五年，时方二十一岁也”。熙宁五年为1072年，1094年时王序21岁，与信中苏轼对其“年轻晚辈”的期许（“来岁科诏，伫闻峻擢”）完全契合，进一步锁定时间。 地点：宋代广南东路惠州（今广东惠州） 信中“方得罪屏居”“蜀、粤相望”直接指向贬谪地：“屏居”为贬官闲居的谦称，“粤”是宋代对岭南（含惠州）的别称，与“蜀”（王序家乡荣县属蜀地）形成地域对照；结合按语“谪惠州”的明确记载，可确认写作地点为惠州，且是苏轼初到惠后的早期书信。 苏轼以长辈身份关怀王序。信中“临书惘惘，未审受任何地？来岁科诏，伫闻峻擢”，既询问任职情况，又期待其科举高升，符合长辈对年轻晚辈（21岁）的仕途关切；同时自谦“罪垢增积，玷污亲友”，暗含“因自身贬谪连累王家”的愧疚，体现长辈的责任感。 王序以晚辈身份敬重苏轼。“专人远来，辱牋教累幅，称述过重，慰劳加等”，特意从蜀地派专人赴惠州送信，信中“称述”“慰劳”尽显对苏轼的敬重，且呼应兄长王庠“两次派人送信”的行为（此前分析《与王庠二》《与王庠三》），可见王家兄弟对苏轼的一致敬重，本质是晚辈对姻亲长辈的礼仪性关怀。 本文来自修水网 信文以“自谦（获罪未通信）→致谢（万里慰问）→问安（尊体何似）→述愁（会合无期）→期许（仕途高升）→保重（若时自重）”的逻辑，层层递进：先解释自身“未通信”的原因（获罪愧疚），再回应对方“送信慰问”的情义（感激），接着关切对方近况（问安、任职），然后抒发离别愁绪（怅惘），最后以期许与保重收尾——完全符合宋代士大夫书信“礼仪周全、情感真挚”的写作规范，无冗余内容，每一句均紧扣“姻亲晚辈慰问贬谪长辈”的核心场景。 苏轼《答王商彦》本质是一封“初贬惠州的情义记录”。它既反映了苏轼初到惠州时“愧疚与怅惘交织”的心境，也见证了王家兄弟（王庠、王序）对姻亲长辈的礼仪性关怀；信中对科举动态的关注、对姻亲关系的珍视，均符合宋代士大夫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相较于后期惠州书信（如《与王庠四》的平和论学），此信更具“初贬期的真实感”，没有刻意的豁达，只有对处境的坦诚、对情义的珍视，是苏轼贬谪生涯中“人情温度”的重要遗存。 疏理上述苏轼的书信得出以下结论： 本文来自修水网 通过对苏轼与王庠往来书信的文本解读、历史考证及地理交通分析，还原北宋士人圈层的交往图景、贬谪境遇与学术思想。 （一）政治背景与人物关联 1.政治背景（新旧党争下的贬谪潮） 黄庭坚贬谪：绍圣二年（1095）正月，新党以“修《神宗实录》不实”为由，将黄庭坚贬为涪州别驾，安置于黔州，贬期持续至元符元年（1097），约三年；其贬所“黔南”成为王庠求见的目的地。 苏轼贬谪：绍圣元年（1094）十月，苏轼抵达惠州贬所，至绍圣四年（1097）四月再贬海南儋州；与王庠的主要书信均写于惠州、儋州时期，心境随贬谪阶段动态变化。 2.人物关系（姻亲与学术引荐）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二）按时间线梳理书信 苏轼与王庠的往来书信共5封（含1封存疑），另有致黄庭坚引荐信1封、致王序书信1封，均标注明确的时间、地点及历史价值，具体如下：
问题：通篇提及“七娘”“十九郎”“三叔翁”等家族私人丧事，与苏轼对王庠“论学+关怀”的书信语境错位，人物身份与苏轼家人不符、时间线混乱，可信度低，文档未将其纳入核心书信序列。 （三）北宋跨区域出行的艰难 通过“路线、里程、耗时”三维度，考证了王庠探望苏轼、赴黔州见黄庭坚的交通成本，印证了书信中“远适”的现实困境： 1.路线（基于北宋驿道与水道网络）
周湖岭 2.里程与耗时（北宋“宋里”≈530～560米）
周湖岭 3.效率 行进效率：驿卒日行约50宋里（28公里），士人因“携带行李、沿途停留”，日均仅30-40宋里（16-22公里）； 阻碍因素：长江汛期停航、南岭山路泥泞、岭南“瘴雾”（湿热疫病），均会大幅延长耗时。 （四）学术与文化意义 这批书信不仅是私人情谊的记录，更是研究北宋社会的“活化石”，核心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1.人物关系考证价值 澄清关键史实：确认“王庠是苏轼侄女婿”“苏轼是王庠与黄庭坚结识的关键介绍人”，补充“王序与苏轼的姻亲晚辈关系”，填补了北宋士人圈层交往的细节空白。 2.历史细节还原价值 政治维度：折射新旧党争对文人的冲击（黄庭坚、苏轼贬谪）； 社会维度：还原北宋跨区域交通的真实状况（路线、耗时、出行方式）； 生活维度：呈现贬谪文人的日常（苏轼惠州“日食淡面”、儋州“无医药”，王庠“万里送药”）。 3.思想与文化价值 本文来自修水网 治学思想：苏轼“八面受敌”读书法、“辞达而已”的文论，是宋代学术思想的重要遗存，对后世治学具有指导意义； 士人精神：展现“文行超然”的品格（王庠求见黄庭坚的“奇志”、苏轼贬谪中的“泰然”），是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五、结语 通过对苏轼与王庠往来书信的文本分析，清晰梳理了苏轼、黄庭坚、王庠、王序的人物网络，苏轼搭建了黄庭坚、王庠二人交往桥梁，明确了书信的时间、地点及对应历史背景，排除了存疑文献的干扰； 同时将私人书信上升为“北宋政治、交通、文化、学术”的实证材料，既展现了苏轼从惠州到儋州的心境演进，也为理解宋代士人交往方式与精神境界提供了“珍贵窗口”。 2025年11月3日  |
